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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如何生產出來的:透視村莊怨氣的一種解釋框架

    王向陽

    摘 要:既有抗爭政治生活政治階層政治研究,難以對我國中西部一般農業型村莊普遍存在的村民怨生產與再生產機制做出有效解釋。通過案例分析,梳理村民生氣的具體事項及其緣由,在對其作出類型劃分的基礎上,進而探討村民之與村莊政治之間的邏輯關聯,是本文目標所在。研究表明:以貴州米村為典型代表的中西部一般農業型村莊,村民怨氣的生產、擴大與共振,與脫離群眾的懸浮型村級組織高度相關。治理任務密集下沉,嚴重擠壓了基層干部從事群眾工作的治理空間,加之村級組織本身自利機制作用,對群眾訴求解決不力或解釋滯后,難以有效回應并解決群眾問題,在此過程中生產并放大了諸多,并在熟人社會內部價值共享機制作用下形成了共振效應,進而形塑出整體性村莊怨氣,矛頭均指向了村級組織。糾偏機制和優化路徑在于徹底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重拾群眾路線,提升村級組織回應性。

    一、引言

    ”,是一個兼具中國傳統文化底蘊與經驗事實特色且充滿煙火氣息的概念,往往與社會矛盾、集體行動、生活政治等相伴而生。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社會進一步分化,社會利益主體和利益來源更加多元化,利益關系愈發復雜化,利益矛盾漸趨明顯,形成了極其復雜的利益新格局和社會矛盾新體系,由不同個體、群體和階層間的利益博弈、權利維護引發的抗爭與沖突尤為凸顯,社會沖突集中爆發1,“就是其典型表現,成為經濟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重大隱患。錯綜復雜的社會情緒樣態,呼喚更加充分而徹底的研究。如欲開展進一步的研究,總體性的情感體驗需要回歸社會情緒產生之初的具體過程中去。有基于此,2017年年底,筆者及所在研究團隊部分同仁到貴州北部的海鎮米村開展了為期18天的田野調研。調研期間,筆者一行最直觀的感受就是整個村莊上空籠罩著一股股怨氣,整個村莊都在生氣,沒有村民不生氣,且矛頭大多數均指向了村干部,生氣的具體事項和來源可能千差萬別,但矛頭所向是一致的,且形成了共振和共識,那就是村干部不公正、不作為、貪污腐敗等各種負面評價。村民為什么會生氣?與村級組織究竟是什么關系?這構成了筆者最初的問題意識來源。

    梳理學界既有研究,關于這一社會事實,目前學界已有初步積累。在既有利益沖突集體行動范式(2)資源動員范式2政治過程范式3之外,受斯科特道義經濟論4啟發,應星將之引入了農民集體行動研究中,并對道德情感立場與集體行動關系進行了開創性研究。在他看來,中國農民政治行動的基礎是倫理而非理性或利益,正是基于基本的人格尊嚴和承認的底線而激發了集體行動再生產,重在農民與地方政府的互動關系中探討氣在農民集體行動中的作用機制,并在此基礎上將抗爭政治對接起來(1)。這一研究,看到了作為一種倫理在農民集體行動中的特殊作用,重點關照了普通農民、行動精英與地方政府間的互動,提出了承認的政治這一重要概念,頗具啟發性,但是卻忽略了集體行動視野之外的細小瑣碎的日常生活之氣,更懸置了村級組織這一重要政治主體。基于皖北李圩村的田野調研,陳柏峰敏銳地捕捉到了村莊日常生活中的磨牙之氣”,實質是藉由村莊生活矛盾糾紛而起的心理感受的外在顯現。在他看來,在村莊內部,磨牙之氣有訴諸身體暴力、語言暴力、上訪、自殺等多種出氣方式,同時,作為生活自洽系統的熟人社會,內部也存在忍讓意識、倫理秩序、面子機制、命運觀等一系列平衡機制,但是在大轉型時代,熟人社會中的平衡機制日漸式微,村民戾氣越來越重5。這一研究,著重分析了熟人社會內部氣的釋放機制和平衡機制,但是卻忽略了氣從何來這一元問題:人格尊嚴受挫、矛盾糾紛生氣,還是有更多更復雜的因素?更為關鍵的是,氣的結構與類型、氣的生產過程中村級組織的角色,均未得到以上研究充分的重視。既有研究之外,陳鋒引入了階層分化視角,重點剖析了經濟社會高度分化的浙江農村社會各階層間氣的生產、聚焦及釋放過程中的方式與機制,進一步拓展了氣的區域差異研究6。這一研究,對浙江一類經濟社會分化明顯的區域具有極強的解釋力,并將氣與村莊社會結構、尤其是階層結構相對接,頗具啟發性。遺憾的是,以上研究依舊難以回應以貴州農村為典型代表的中西部普通農村中的村莊之氣。區域差異明顯、村莊實踐復雜多樣的經驗事實迫切呼喚新的解釋框架。

    有基于此,筆者擬從以下三個層面進一步拓展既有研究:一是既有研究多關注滋賀秀三稱之為常識性正義平衡感”7之氣在中國現實語境中的性質、內涵等,但對作為社會事實的的結構與類型等關注有限,需要在更深入的田野經驗基礎上進行解析,以呈現氣本身在村莊生活實踐中的復雜性;二是既有研究已關注了氣與農民集體行動、日常生活、階層高度分化下生活政治等關系,研究主題所限,導致忽略了氣與村級組織的關系,因此,我們可以對氣的生產、聚集、釋放、轉化等過程中對村級組織角色和作用機制進行進一步探析;三是既有研究在關注氣的釋放機制時,農民上訪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并提出了為了出氣而上訪”8這一洞見,但田野經驗告訴我們,作為釋放機制的上訪行為,鑒于上訪成本的存在,往往只是作為村民最后的救濟機制而存在,在此之前,大都存在一個漫長的村莊內部的社會、行政與政治過程,理應得到更為充分的關注。

    有基于此,為了更好地理解的村莊實踐,筆者引入了懸浮型村級組織這一概念,即脫離群眾而封閉、自利運轉的村級組織,在梳理村民生氣的具體事項的基礎上,以此來探析當地村莊的生產機制、擴大機制和共振機制,進而探討氣與村級組織的關系。本文問題意識、經驗材料及學術思考均來自于筆者及所在研究團隊同仁于20171117日至125日在貴州北部海鎮米村9開展的為期18天的田野調研。調研期間,筆者主要采用半結構式訪談法這一質性研究方法。作為個案村莊的米村,位于黔北山區市縣城郊地帶,下轄26個村民組、1243戶、4600多人,村莊土地3800多畝,其中田地3200多畝,旱地600多畝,山林若干,人均土地不到一畝。近年來,隨著國家項目進村和村莊產業發展,村莊內部反而怨聲四起,矛頭均指向了村兩委干部。因此,以米村作為個案村來探討與村級組織的關系具有個案意義上的典型代表性10

    二、怨四起:氣的類型

    作為一種社會情緒和社會事實,起因復雜、來源多樣且極其容易轉化、擴散,需要在具體的事件中捕捉的具體內涵及其類型。

    調研期間,當問及村民為什么而生氣時,訪談對象總有一肚子說不完的話,并且直言快憋得出不來氣了。有基于此,筆者選擇讓訪談對象盡情表達,而后經過梳理,整理出了一系列有關生氣的問題。

    米村村民生氣事項大都和以下幾大重大事件節點有關:一是2013年國家高速路項目征地涉及到該村8個村民組,加之具體放炮、施工占地等,村民對土地賠償標準、分配方式、財務公開等意見較大;二是與2015年以來當地精準扶貧中的穿衣戴帽、產業扶貧等脫貧攻堅工作有關,加之貧困戶指標遠遠高于當地實際貧困水平,在村莊內部引發了巨大的不公平感,進而轉化為對村干部的不滿;三是因水庫移民問題、低保清理等歷史遺留或政策變動等原因,對群眾心理產生了較大影響;等等。簡而言之,米村村民性很大,籠罩了整個村莊。

    以村民生氣的原因為基本維度,經過梳理,筆者將村民之氣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

    1.公益受損義憤填膺型。主要是指村民因為村民組或村莊公共利益受到損害而引起的情緒波動,如以上提及到的村民組土地被占土地賠償不清蔬菜大棚長草等問題,均屬此列。此類問題,并非與村民直接相關,但對于部分富有公心的村民而言,對于此類問題的處理,卻顯得尤為重要。而由于村兩委干部沒有及時解釋、處理或者根本不愿出面回應,對干群關系造成了巨大損害,由此導致了村民對村干部的巨大意見,并產生了村干部亂作為或不作為的負面評價。

    2.私利未滿懷恨在心型。主要是指由于村民個體的私利未能得到村干部的及時回應或滿足而產生的怨氣。這類問題要分兩類來看:一種是個人合理訴求,由于村干部拖延卸責而遲遲得不到及時回應或解決,如危房改造;還有一種是個人不合理訴求或超出村干部職權范圍的訴求,由于沒有得到村干部的及時回應而產生的怨氣,如目前已經長大成人的25歲的孤兒要求吃低保并享受貧困戶優惠政策的問題、高架橋排水溝毀田事件。對于后一種情況,村干部權責有限,而群眾需求無限,一時難以得到滿足,便極有可能招致群眾非議,以至于基層干部成了群眾的受氣包。

    3.公平失衡相對剝奪型。主要是指由村莊內部的不公平、不合理分配所引起的村莊不公平感,由此而產生了大量的群眾怨氣。眾所周知,村莊內部向來存在一整套較為完整的是非善惡、強弱貧富的社會評價體系,而國家統一的公共政策標準又往往與具體的村莊評價標準充滿張力,最典型的莫過于當前的精準扶貧政策。在村民看來,對于那些由于好吃懶做、吃喝嫖賭而致貧的家庭,就應當讓其接受社會教育,而國家反貧困政策卻以結果為導向,即只要家庭收入低于地方貧困線便可成為國家扶貧對象,如此便造成了村民內部嚴重的心理混亂。上文提及的吸毒人員全家吃低保并享受政府危房改造政策,便引起了村民巨大的不平衡感,認為極其不公平且自身受到了剝奪。這類怨氣,和基層干部關系不大,主要由于國家精準扶貧政策中精準識別社會不適應所引起的基層矛盾產物。

    4.權限未及責任連帶型。主要是指針對因種種原因而產生的歷史遺留問題,當前的政策體系或基層干部難以解決,但村委會的政治角色決定了其負有連帶責任,在遲遲得不到有效回應后,部分群眾心中怨氣淤積而產生的情緒。比如上文提及的高速路施工建設過程中將田地改為臨時便道,工程結束后未能及時恢復為耕地,而按照權限劃分,此項工作又的確不屬于村兩委工作,同時由于村兩委負有連帶責任,也的確沒有做好解釋或協助爭取工作,由此招致了群眾的埋怨。這類怨氣,按照權限劃分,村兩委干部的確不負有主要責任,但作為基層政治主體,卻負有不可推卸的連帶責任。在群眾反映問題、要求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村委會又的確沒有做好解釋工作和解決姿態,由此產生了大量群眾怨氣。

    5.信任破裂相互猜忌型。主要是指在并無真憑實據的情境下,村民依靠平日對村干部的評價以及所接收到的有關基層干部的各種訊息而對村干部產生的各種猜忌或負面評價。比如上文提及的高速征地補償標準和村集體提留用途上,村民猜想是5萬一畝,而實際上,當地政府文件規定的確是3.9萬一畝,村干部并無貪腐行為;此外,20%的提留,主要是用于村集體公益事業或公共建設,至于是否用來繳納社保,由全體村民或村民大表大會統籌決定,并非像村民所一廂情愿所設想的那樣。高速征地補償事件如此,年終救濟煤貪污事件同樣如此。這類怨氣,根本上是由于干群之間信任關系破裂所致,相互猜忌,互不信任,由此產生了種種誤會和摩擦,群眾怨聲載道,只是干群干系進一步惡化的衍生物。

    6.歷史遺留、政策變動所致等其他類型。除了上文提到到公益受損義憤填膺型、私利未滿懷恨在心型、公平失衡相對剝奪型、權限未及責任連帶型和信任破裂相互猜忌型等各種怨氣,余下一類則難以歸類,或屬于歷史遺留問題所致,或因政策變化所起,等等。這類怨氣,屬于村莊內部說不清道不明的一類,拔出蘿卜帶出泥,村莊不是真空中的村莊,而是有著鮮活歷史記憶的村莊,比如稅費時期所積累的惡劣的干群關系記憶,同樣會影響到當下的干群信任關系。這類矛盾,注定一時半會難以消解,只能在具體而持久的為人民服務實踐中得到解決或緩解。

    綜上,群眾怨聲載道,怨氣四起,原因各異,但大都共同指向了村級組織及其村干部,且在村莊內部形成了強烈的共振效應,村民之間達成了高度共識。有基于此,筆者的問題在于:村莊怨氣如何產生?如何擴散?如何共振?與村干部治理行為及所屬村級組織究竟是什么關系?接下來,筆者擬重點剖析氣和村級組織關系的實踐圖景及其作用機制。

    三、與懸浮型村級組織

    有上可知,我們可以發現:米村村民怨氣矛頭所指大都指向了當地村級組織及其村兩委干部,氣的生產、擴散、共振等與村級組織關聯極大。具體關系如何呢?

    ()氣的生產機制

    上文提及的村莊中大量怨氣是如何產生的呢?經過梳理,筆者發現其發生起點有二:

    1. 村干部不作為與解決不力。

    對村民而言,之所以大動肝火、牢騷滿腹,主要就是在其看來本屬于村干部權責范圍內且需要及時回應或處理的事項卻遲遲得不到有效解決,由此而產生了大量的群眾意見和村莊怨氣。比如在2013年高速路征地事件中,勝利組、青杠組、三合組等相關村民組作為公共建設用地的土地所有者,的確有權知曉并處置土地賠償款,可不知何種原因,村干部遲遲不公布具體財務明細情況,且對村民組的這一訴求也不正面回應,于是引發了相關村民組村民極大不滿。再比如該村河溝組、合斑竹組兩個村民組,目前草莓種植已成規模,該村民組組長和村民多次向村干部反映,請求以村集體名義在村莊主要路口以樹立廣告牌等方式做產品宣傳,可村干部既不解決,更不解釋,這同樣引起了村民極大的怨氣。這類事項,具有以下共性特征:一是的確屬于村干部職權范圍內可處理的事項,但村干部卻遲遲不回應或不處理;二是村民訴求合情合理,理應得到村干部的回應或處理,可多數情況下屢屢事與愿違。有基于此,村民對村干部的不作為評價由此誕生,怨氣也正起源于此。

    2. 村干部不回應與解釋滯后。

    除了解決不力,還有一類事項,處于村干部權限模糊地帶或明顯不屬于村干部權限范圍內的事情,但由于我們基層組織負有屬地管理的連帶的政治責任,因此,按照正常的工作邏輯和村莊生活邏輯而言,但凡村民有訴求或問題,作為村干部當耐心解釋,做好解釋工作,及時消除誤會,但有時由于村干部工作態度和工作方式欠妥,以至于讓部分群眾產生了不好的評價。這類事項,可分為兩類:一是群眾訴求明顯不合理,屬于個體私利驅動,明顯不符合國家既有政策方針,對于這種情況,作為村干部應當耐心做好解釋工作,如不能及時回應,同樣也會造成干群干系緊張狀況。比如低保評定工作,要對群眾解釋清楚,拒不回應就是在制造隔閡。二是群眾訴求合理但卻遠遠超出了村干部職責權限,比如高速路改田為生產便道卻沒有進行后續處理,這種情況,作為村干部,在做好解釋工作的同時,應當積極協助村民聯系解決,而非一味拖延,事實證明:推諉卸責非但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反而會惡化干群關系,造成干群對立情緒。簡而言之,不論是解決不力,還是解釋滯后,歸根結底在于村級組織或村干部回應性較差,難以第一時間對群眾各種各樣的需求或問題作出回應,要么解釋,要么解決。解釋工作和解決機制均缺失時,便很容易激起群眾的怨氣,而這種怨氣,并不會隨著事情的結束而結束,很可能淤積在胸,等待某一個爆發點。

    有上可知,公益受損-義憤填膺型和正當訴求未滿型怨氣,本質上是由于利益分配不公而激起了村民情緒,作為村集體代表的村兩委干部,不具備主動回應村民或村民組利益訴求的行為動機,反而選擇將村集體經濟收入主要用于維系工作運轉,即支付組織成本,如此便背離了村集體經濟的公共性,即村集體財產村委化,實質是一種化公為私的做法。據村支部書記介紹,村級組織及其兩委干部,更愿意積極地完成自上而下安排下來的行政工作、政治任務、中心工作,更愿意將村集體經濟用于村干部補貼、油補、小食堂支出等組織運作方面。在這種情況下,村民所需與村干部所為之間便出現了一條巨大的鴻溝,這一鴻溝也是村民自治和政府行政之間的落差。如果村民組或村民個體的合理訴求短時間內難以得到積極回應或有效解決,那村民之氣便必然產生。村莊中的具體治理行為是村民怨氣生發的起點,而這一起點與村級組織自利性是密不可分的,具體表現在村級組織及村干部對村民或村民組所反映訴求的解決不力或解釋滯后上。

    ()氣的擴大機制:基層組織回應乏力

    當村民訴求或問題難以第一時間得到有效回應或解決,并不意味著村民訴求的偃旗息鼓,村民往往是會選擇多次前往鎮村兩級組織甚至更高層級政府相關部門進行咨詢、請求解決。在此過程中,如仍不能得到合適的解決或回應,村民的怨氣將會進一步被放大。

    1:以河溝組王大姐危房改造事件為例。據悉,王大姐一家三口,今年45歲。2008,家中房屋破舊不堪,王大姐便找到當時的村主任李均友,向村里申請危房改造的指標。當時村主任告訴他村里暫時沒有指標,請她等一等。這一等到了2011,同一村民組的村主任李均友家的親戚,也需要危房改造,不過需要借用王大姐家的舊房子拍照作為憑據來申請危房改造指標。當時王大姐不在家,由嬸子代為應允。事后第二天王大姐便到村委會向李主任確認情況,當時李主任的答復是:現在有指標,其他人用王大姐家老房子拍照也不影響她本人申請危房改造。上午九點問的李主任,王大姐十點鐘便直接到鄉鎮民政所申請危房改造,當時的鄉鎮干部告訴她,需要到村里先打證明、后蓋章。于是她中午便返回了家里,請人代寫證明,下午兩點村委干部上班時間她便找到了李主任,請求村里蓋章。但當時李主任拒絕蓋章。到了第二天,王大姐有些賭氣,心想自己申請危房改造時沒指標,主任親戚申請改造就有了,于是選擇直接到了區危改辦,準備親自到政府部門為自己辦理危房改造。區危改辦干部告訴她,申請危房改造可以,但需要打申請、蓋章才能符合程序,建議她回到村里完善手續后再來。于是王大姐回了家。在接下來一個月的時間里,據王大姐介紹,她至少跑了30趟村委會,目的就是請求村里打申請、蓋章,為其辦理危房改造手續。據悉,每次找到村支部書記或主任,他們均是相互推脫,均稱村委會公章不在自己手里,因此沒辦法給她蓋章。其中有一次還和支部書記大吵一架,在另外的一次群眾大會上,還將會議給攪黃了。在此過程中,王大姐積累了大量的怨氣。

    在接下來的時間,王大姐先后跑了三次區位政府、經歷了三任鎮黨委書記、跑了不計其數的鎮村兩級組織,其危房改造的訴求始終沒能得到有效回應,一直到筆者調研期間,王大姐向我們表示準備赴京上訪,她本人也非常委屈,為什么一件小事卻遲遲得不到及時回應和有效解決?

    當村民或村民組訴求短時間內沒有得到及時回應后,村民往往會選擇繼續等待或向上反映,而此時最好的消氣方式便是村級組織中的兩委干部積極地向村民解釋情況或協助爭取解決問題。根據筆者在米村的調研情況來看,據多位村民反映,在其尋求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村兩委干部經常是缺位的,對村民是封閉的,如果問急了,尤其是以村主任為代表的村干部就會說道:“有本事你告我們去!”如此消極的回應方式,非但沒有打消村民解決問題的期待,反而進一步刺激了村民原本敏感的神經。以上文提及的河溝組王大姐為例,在危房改造申請落空后,她曾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每天往返于鎮村之間,請求村委會開證明并蓋章確認,在始終得不到村級組織的有效回應后,她本人才憤而決定向上走,到區委區政府直接向區委書記求助。在此過程中,她本人積累了大量的怨氣,對干部印象極其惡劣。簡而言之,村民氣的擴大,與村級組織一如既往的自利和封閉密不可分,使得村民訴求始終沒有得到妥善而合理的回應。如果此時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能夠做好解釋工作和心理疏導,群眾情緒一樣可以平復下來,問題出就出在我們基層干部很可能并沒有認真對待村民訴求,尤其是碰到不合理或超過權限的群眾訴求,基層干部也疲于解釋,由此便造成了氣的進一步放大。可以說,群眾怨氣的進一步放大,和基層干部的回應乏力密切相關。但問題在于,如果一兩個村民有怨氣,當然屬于基層工作中的正常現象,可為什么米村大多數村民都怨氣盈天呢?

    ()氣的共振機制:熟人社會中的價值共享

    眾所周知,熟人社會內部信息可以充分流動,且具有一套較為完整的地方性共識,這套共識就包括了社會評價機制。當有村民個體就某一件事對村干部產生意見的時候,只要村民本人愿意講述或傳播,很快將成為村莊內部的公共議題,村民很快將依據村莊社會標準對其是非對錯、善惡美丑做出評價,而這一評價的總和,也就極其容易形成氣的共享、共振效應。以米村為代表的黔北城郊村的特殊性在于以下幾點:

    一是2013年以來,米村經歷了大建設和大發展時期,村莊內部利益調整頻繁,土地承包關系變動劇烈,精準扶貧、三改等中心工作密集,小村子在短時間內承載了大事件,加之村干部行為慣性與惰性變化不大,因此在短時間內積累了大量的村莊怨氣。從以上氣的類型和來源可以看出,村民大量怨氣和2013年底的高速建設征地及其善后問題高度相關,也和2015年以來村集體承包土地或統一經營或對外發包有關,也和2014年的國土整治項目有關,更和2016年的精準扶貧政策和創文活動以及2017年的三改專項行動密切相關。治理動作越密集、利益調整越劇烈、村民怨氣越多、也越大。

    二是米村自2004年合村并組以來,下轄26個村民組、1243戶、4600多人、3800畝土地,管理幅度超過10平方公里,屬于典型的大村治理。超大的管理幅度,早已超越了熟人社會的簡約治理體系的承載極限,村莊內部社會關聯極弱,社會信任不足,為相互猜忌等心理活動提供了肥沃的社會土壤。以上提及的對村干部消費行為的評價和推測,以及過年每位農戶一噸煤的猜想,充分說明了米村內部信任成本極高,干群之間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信任,對立情緒嚴重。簡而言之,大村治理進一步放大了村莊和諧的難度,難以做到相互包容,客觀上助長了干群之間的相互猜忌。

    三是村兩委干部自身工作態度消極,工作方式粗暴,與群眾溝通不暢。有矛盾并不可怕,關鍵是需要第一時間積極主動回應或解決村民的訴求或問題,而米村兩委干部最大的問題在于重治理任務卻輕群眾訴求,針對村民反饋的訴求或問題,不能第一時間回應或解決,要么不解釋,要么不解決,脫離群眾的對上不對下的治理方式,成為干群關系緊張的最大火藥桶,也是進一步催化矛盾升級的導火索。在村莊層面遲遲得不到有效回應后,多數村民不得已憤而向上反映問題,或者沿著鎮、區、市等各級政府的行政系統向上反饋,或者憤而直接選擇到區、市、省、中央信訪部門尋求政治援助,但我國信訪體制的特點正在于,除非問題重大、證據確鑿、影響惡劣,否則一般遵循屬地管理的原則進行處理,也即層層轉達,要求鎮村兩級組織做好解釋工作。由此,問題就回到了原點。

    在漫長的問題處理過程中,群眾的問題依舊難以解決,訴求難以得到有效回應,關鍵是在來回的拉鋸中,村民的情緒進一步被放大,感染村中更多的人,進而轉化為村莊內部價值共識,并利用熟人社會內部價值和信息流動機制而形成了氣的共振。

    ()懸浮型村級組織、脫離群眾與群眾怨氣

    由上可知,個體村民之氣,產生于基層治理具體實踐過程中村干部的解決不力和解釋滯后,擴大于漫長的問題處理系統中的拖延不決,最終又回到村莊,依托熟人社會價值共享機制產生了氣的共振效應。加之大村治理中信任度低、干部惰性等的客觀困境,形塑了村莊怨聲載道的負面評價格局。筆者引入懸浮型村級組織這一概念,意在突出當地村級組織的封閉、自利兩大特征。所謂懸浮型村級組織,主要指村級組織脫離群眾、封閉運轉,重政治任務、行政工作而輕群眾訴求,行政空轉明顯,且組織自利性特征突出。

    一個村民如此,兩個村民如此,當村莊相當一部分村民均對所屬村級組織產生共同的評價時,我們便不得不尋找村莊共同的變量。通過梳理村民生氣的原因及具體過程,筆者發現怨聲載道的矛頭沒有指向國家,也沒有指向更高層級的政府,反而較為集中地指向了村兩委干部,當地村民一致認為:村兩委干部不作為、財務不公開、分配不正義,村莊選舉村民沒有真正參與,對待群眾訴求沒有解釋,更沒有解決,因此,村干部非常壞!這一評價,不禁讓筆者想到了八九十年代的干群關系。米村的干群關系,何以如此惡劣呢?假如村干部真的沒有及時回應村民需求、解決村民問題,那村干部究竟在忙些什么呢?基層干部群體的時間和精力都去哪里了呢?這種局面為什么可以持續這么久卻遲遲得不到有效改善?

    眾所周知,稅費時期,基層治理事務以稅費工作、計生工作、矛盾糾紛調解等政治性較強的工作為主,階段性強,靈活度高,關鍵在于完成國家硬任務,基層治理空間的這一特征內在選擇了高度簡約靈活且政治性較強的村級非正規組織和兼業干部,簡約治理11特征突出;后稅費時期,精準扶貧、鄉村振興戰略等戰略構想一一轉化為具體的基層治理事務,原有政治空間萎縮,行政和服務類工作增多,治理事務密集頻發,且軟件工作要求高,自上而下的治理需要客觀上對村級組織正規化、村干部職業化和基層治理常規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治理空間相對穩定,政治空間萎縮,行政工作和服務事項膨脹,行政服務替代機制發達,由此也即完成了基層組織的去政治化12。逐漸完成了去政治化的村級組織,有兩大趨勢非常明顯:一是自治組織行政化,村級組織以承擔自上而下下沉的行政工作為主;二是政治組織服務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宗旨化約為具體的分門別類的服務事項”,逐步消解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13的精髓,即村級治理事務難以反映深刻的人民性。喪失了群眾工作具體政治過程的村級組織,也就逐步成為以完成自上而下規定的政治任務、行政工作、服務事項為主的向上開放、對內相對封閉的懸浮型村級組織,難以及時有效回應村莊自下而上的村民訴求,甚至有脫離群眾、行政空轉的風險。當村級組織不回應或者不解決村民內生需求,群眾怨氣自然也便生產了出來。

    參見圖1:

    四、結論與進一步討論

    作為基層群眾對于外部環境自然的情緒反饋,無疑是測量基層治理績效的直觀指標,但氣的產生,不僅產生于抗爭政治與生活摩擦,本研究表明:氣的生產、擴大和共振,受到村級組織、尤其是干群關系的重大影響。基于黔北海鎮米村的田野調研表明:對于以米村為典型代表的中西部一般農業型村莊而言,打工經濟發達,留守型村莊特征突出,生活摩擦機會有限,氣的生產、擴大、釋放的全過程,與當地村級組織自閉程度關系極大。村級組織自閉性越強,對村民訴求回應越乏力,往往出現解決不力或解釋滯后,在反映問題或解決問題的來回拉鋸中,淤積在胸的村民之氣得到了進一步放大,并在熟人社會價值共享機制作用之下,極其容易形成整體性的村莊怨氣,進而對村莊社會和諧穩定大局產生沖擊。加之近些年治理任務密集下沉,政治任務和行政工作占用了基層干部大量的時間精力,消解了群眾工作發揮作用的治理空間,長期以往,勢必造成村級組織脫離基層群眾而空轉的不良局面。因此,村莊怨氣的產生,本質上在于村級組織的封閉性有余而開放性不足,解決之道也正在于此: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重拾群眾路線。

    1 氣與懸浮型村級組織關聯機制

    長期以來豐富的革命、建設、改革實踐證明:如欲糾偏,必須重拾群眾路線。即作為群眾當中率先覺醒的基層黨員干部這一關鍵少數(先進分子),代表群眾來組織動員群眾,并在組織動員過程中了解群體訴求、解決群眾問題;與此同時,團結絕大多數群眾(中間分子),批評、教育甚至改造少數落后群眾(落后分子)的不合理想法或做法,并最終在充滿政治性的公共性實踐中實現群眾利益、共識生產與基層組織能力的同步再生產。更進一步講,如欲激活這一公共政治過程,塑造立足村莊絕大多數群眾需求的公共事務的公共參與機制,同時賦予一定靈活便捷可用的基層治理資源,在公共資源的競爭性使用中,一來可滿足群眾最迫切的內生需求,二來通過競爭、甚至爭吵來形成共識,激發公共價值生產,三來激發并強化黨員群眾的身份意識和主體性,并最終轉化為基層組織能力。簡而言之,當前農村基層治理的泥淖在于脫離群眾的行政化、文牘化和形式化,出路正在于重拾群眾路線,即踐行群眾工作立場、觀點與方法。

    作者簡介: 王向陽,河南上蔡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基層治理和農村社會學。;

    基金: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國家治理現代化視域下的農村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建設研究》(項目編號:18BDJ076);

     

  • 責任編輯:w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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