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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線上的愛情快餐——以在富士康鄭州廠區的調研為例

    作者:宋麗娜,河南農業大學

    摘要:以新生代農民工的自由戀愛為主體實踐,在主體權和自由權的演繹下,愛情掙脫了傳統規范的束縛,發展出了戀愛技能與戀愛套路,成為被標準化生產出來的“產品”,這便是“愛情快餐”。新生代農民工“愛情快餐”情勢正在快速崛起。流水線上的愛情快餐,具有短期化、物質化、套路化、祛魅化四個特征;它既掙脫了農村民間制度對于婚戀行為的限制,也失去了民間制度對于婚戀行為的保護;同時,它模仿了城市中自由戀愛的形式,卻又難以支付起自由戀愛的社會成本。流水線上的愛情快餐使得在城鄉之間流動的新生代農民工在現實中處境更加尷尬,也引發了婚戀層面的諸多困境。

    關鍵詞:愛情快餐;戀愛套路;性別互動;婚戀困境

    一、導論

    自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廣大農民參與到城市中的工業生產以來,農村青年的私人生活就與工廠、城市建立了割舍不斷的關聯。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到城市務工,必然會伴隨著戀愛與婚姻的發生。只是,由于多數新生代農民工仍舊需要回歸到農村來締結婚姻,因而,農村的婚姻市場在打工經濟之后隨即呈現劇烈變遷之勢。農民的婚姻戀愛問題構成了其私人生活領域最重要的面向之一,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婚戀問題的考察也就構成了理解農民私人生活變革的重要窗口。

    事實上,關注私人生活的變革在學術界并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學界的關注有兩個層面,一個是現代性和民主政治的視角,典型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認為伴隨著民主政治的開展,現代社會中正在發生一種親密關系的變革,現代避孕技術的普及使得男女之間可以建構“純粹關系”,這是一種類比于公共領域中民主政治的性別民主,性革命由此發生[1]。通過性革命的作用,吉登斯致力于建構親密關系中的民主問題,他認為情感在很多方面成為生活-政治問題[2]。德國社會學家鮑曼用“流動”來比喻現代社會中親密關系的變動不居和人類紐帶的脆弱性。我國學者吳小英認為,現代化過程中婚姻的“祛魅”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3]。她認為,“當婚姻變成不僅僅是兩個個體之間的情感碰撞和相互欣賞,而首先是兩個個體以及所依賴的家庭之間一種精致的謀劃和博弈,婚姻的祛魅實質上已經完成”。另一個是性別的視角,女權主義者則試圖以女性的視角來追求“解放”“獨立”“民主”等歷史使命,以此建構“性別平等”,從而重塑親密關系模式。波伏瓦以自己的終生不婚來宣揚她所謂“解放女人”和“獨立女人”的意涵[4]。現代性和女性主義構成了理解當今農村私人社會變革的基本理論背景。

    近年來對于中國農民私人生活實踐的研究,最典型的是閻云翔。閻云翔以東北的下岬村為例研究了農民私人生活的變革,他發現,農民的婚姻家庭生活并不像西方學者所想象的那樣“只有家庭,沒有愛情”,中國的農村年輕人已經懂得了追求愛情、獨立自主、表達欲望等,私人生活中的“個人”在成長[5]。而且,擇偶標準更加注重個人特質,婚前性關系變得普遍,愛情的語言和姿勢更加豐富,閻云翔將這種擇偶時期的變革稱為“浪漫革命”。青年人的個體自主性在成長,尤其體現在情感、欲望、消費等私人生活方面,因而閻云翔認為年輕一代個性的發展并不全面;而私人權利意識的增強并沒有帶動年輕人的公共責任增長,于是這種個性發展也是不平衡的。總結起來,這是一種極端的自我中心觀念,閻云翔將其歸結為無公德的個人。閻云翔對于這種現象的解釋是社會主義國家促成了這種私人生活的轉型。

    閻云翔的研究建立在以下基礎之上:第一,閻云翔經驗研究的時間段是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農村,中國社會變革的各個層面并沒有完全呈現出來。而事實上,世紀之交正是農村社會發生巨變的時期,經過20年的變遷,農村社區的性質改變了,而農民也已經日益掙脫了時空的束縛。這種背景下,農民的私人生活變革不斷深化,需要我們重新理解。第二,閻云翔研究的經驗基礎發生于一個農村社區,并且在農村社會的場域中來解釋,他剔除了社會流動和城市文化的影響,將其變革歸因于社會主義國家的作用。而今日的農民已經完全不同于20年前,流動性已經成為他們的生命底色,不理解農民的流動也就無法理解今日農民生活的變革;在流動中,城市文化以更加具體的樣態滲入到了農民工的行為邏輯中。

    國內同仁對于農民工私人生活和婚戀的研究多是以打工經濟為背景展開的。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打工經濟的影響已經日益向縱深擴展。在農村,打工經濟帶來了“婚戀革命”,出現了一些典型的婚戀現象,以及各種婚戀問題。風笑天曾提醒學界,要重視對打工青年婚戀行為的研究,并且賦予此研究話題以重要的社會意義[6]。在打工經濟的背景下,以問題為取向,不少學者對于典型婚戀行為進行解析,石人炳[7]、田先紅[8]、尹子文[9]、吳新慧[10]、陶自祥和邢成舉[11]等都從不同側面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婚戀問題進行闡述。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對于典型婚戀模式進行探析,如對于跨省婚姻和閃婚的研究。以上的研究[12][13][14][15]都以農村社會為背景,雖然它們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打工經濟的影響,但是只是把打工經濟作為一種外在的客觀變量來論述,而農民工流動生活到底如何影響到他們的婚戀行為和觀念,這在以往的研究中少有關注。從農村主位的視角來看[16],新生代農民工的婚戀多呈現出“問題化”的一面,然而,僅僅發現問題顯然不夠。我們需要轉變視角,從農村主位轉向農民工主位,在農民工的婚戀實踐中來理解轉變的發生。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第一,我們需要重視社會流動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婚戀行為模式的影響。打工經濟前期,流動是農民不得已的選擇,由此帶來的婚戀自由具有婚戀解放的意義;而今,流動已經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常態,婚戀自由建構了不同于以往的社會意義。第二,我們也需要重視城市文化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婚戀行為的形塑,尤其是穿梭于城鄉之間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體驗。城市打工場域中的戀愛自由與鄉村場域中的婚姻生活形成了文化上的張力,這構成了他們重要的婚戀困境。第三,我們需要建構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體的研究視角,社會流動是塑造他們主體性的核心要素。然而,作為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個人與客體化的婚戀場景也已經成為新生代農民工逃避不了的結構性困境。

    本文的經驗材料來自于筆者在富士康鄭州廠區所做的社會學調研。鄭州云工社社群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專門服務于農民工的民營組織,長期與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接觸。筆者曾經受邀參與了此公司舉辦的一個農民工問題研討會,并且借此機會與云工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借助于云工社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積累的社會資源和服務項目,筆者于201681928日在富士康鄭州廠區進行了為期10天的新生代農民工婚戀問題調研,我們主要的調研方式為半結構訪談和參與式觀察,其間我們對約40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了深度訪談,對于5~6位從事一線農民工服務的云工社員工進行了深度訪談,從而獲得了對于打工地新生代農民工婚戀行為的基本認識。

    本文認為,新生代農民工的婚戀發生在工廠的環境,這是一個集聚大量年輕人卻空間密閉又流動性極強的環境。工廠戀情的發生情境很不同于農村生活場景,也與城市生活場景有所區別,它造就了一些特殊的婚戀行為模式。自由戀愛的邏輯演繹,使得新生代農民工的“愛情快餐”情勢正在快速崛起。流水線上的愛情快餐給予了我們一個理解新生代農民工私人生活的新的視角。

    二:婚戀主體權:自由戀愛

    自由戀愛雖然由來已久,不過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被廣泛接受并且建立合法性的時間并不長。世紀之交,打工經濟興起,隨之,自由戀愛在農村社會日漸形成主導之勢,遠離父母監控的新生代農民工是實踐自由戀愛的主體。與打工經濟興起之前農村社會的自由戀愛不同,新生代農民工的自由戀愛發生在特定的工廠環境,浸潤在城市的休閑消費文化中,游離在城鄉之間。打工經濟之后的自由戀愛,是一種婚戀主體權的體現。

    與鄉村社會傳統的相親模式相比,自由戀愛建構了婚戀主體權意識。婚戀的主體從父母轉移為子女,傳統模式中家長對于子女的婚姻大事具有主導權;而在打工經濟之后,外出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逃離了父母對于婚姻大事的干預基礎,自由戀愛愈來愈普遍地發生,新生代農民工具有了自身婚戀生活的主體意識。可以說,婚戀主體權是新生代農民工自由戀愛發生的智力支持。我們將通過對富士康鄭州廠區中若干個新生代農民工的訪談材料來展示自由戀愛的模式,以及其行為邏輯與觀念哲學。

    在我們的調研經驗中,自由戀愛與城市文化關聯在一起,其中充斥著戀愛技巧、物化的浪漫、付出與回報、愛情騙子、相親游戲等各式各樣的所謂“愛情”。愛情祛魅化,愛情不再神圣,而不過是世俗社會中的一部分。自由戀愛來得快去得也快,說是自由,可以是對感情的自由,也可以是對于物質(房子、車子)的自由。

    遠離家鄉的新生代農民工往往在青澀的年紀(15~17)離開農村到城市務工,這時候的他們正是進行社會化的關鍵時刻,學習能力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極強,幾年的城市生活可以把年輕人拉入到城市人的行為模式和文化體系中。我們在調研的過程中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的戀愛往往有一些相對固定的步驟和項目。第一步是相識。男女雙方的相識往往需要一定的契機,比如朋友聚會、老鄉聚會、公共活動等。這些聚會和活動為陌生男女的相識搭建了很好的平臺。通常情況下,男方若對女方有意,便會想辦法(通過中間人)要到對方的聯系方式。第二步是聯系與追求。有了聯系方式之后,男方便試圖與女方聯系,當然他也可能會求助于中間人的幫助。當聯系到一定程度之后,男方便會試圖約會女孩,比如請客吃飯、看電影、公共娛樂活動、一起KTV、一起外出旅游等。第三步是建立戀愛關系。兩人相處到一定階段之后,男女雙方建立戀愛關系便水到渠成。通常情況下,男方先主動表白,女方給出回應。建立了戀愛關系的男女之間便各自進入了“男/女朋友”的角色。當然,以上的步驟是理想狀態,很多情況下,男女之間并不能如此順利地建構戀愛關系;而且幾個步驟之間的時間間隔也有長有短。

    在以上戀愛建構的過程中,有幾個特點:第一,建構戀愛關系的場合總是發生于休閑娛樂場合,而與自身的工作和生活關聯不大,如共餐的場景、KTV、電影院、公共活動、旅游等。第二,建構戀愛關系的過程也總是伴隨著“禮物”的流通。請客吃飯、去休閑娛樂場合,這些都需要消費,這是為愛情買單,而且追求的過程中禮物的饋贈也必不可少。第三,自由戀愛更容易在具有以下特征的年輕人中發生:長相較好、會穿衣打扮、能說會道、花錢大方、“有趣”等。男性具有以上特質便更容易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力,也更容易自由戀愛成功。而那些長相不佳、老實、木訥的男青年則不容易吸引女孩子。

    相比于農村社會傳統的相親模式,自由戀愛的優點是具有婚戀主體權—更加講究男女雙方的感情以及感情基礎之上的自由選擇。情投意合是自由戀愛必備的要素,同時,自由戀愛也少受傳統規矩禮儀的束縛,是新生代農民工主體意識覺醒的標志之一。然而,其缺點也顯而易見。首先,自由戀愛的發生場景決定著它一定要有經濟基礎,休閑消費和禮物饋贈都需要以金錢為基礎,而自身相貌的修整、穿衣打扮的改進都需要金錢的投資,這可稱之為自由戀愛的經濟成本。其次,自由戀愛可能會有更多不可控的情況出現,比如欺騙、吹牛、始亂終棄、騙取錢財等,這是因為自由戀愛的雙方在確立戀愛關系之前往往對彼此的背景缺乏深度了解,感情投入的過程又容易沖動,并且遠離農村場景和父母的監控,這些都使得自由戀愛的道德風險急劇上升。

    因而,新生代農民工的自由戀愛以爭取婚戀主體權為始,不過其后卻愈來愈導向物質成本與感情自由。婚戀主體權與婚戀風險相伴而生,婚戀成本與感情自由相互匹配。

    三、戀愛自由權:技能與套路

    在自由戀愛中,男女雙方各具主體性,雙方關系的維系更多依賴于彼此之間的互動質量。自由戀愛雖然也具有一些道德上的抽象教條(如社會上對于始亂終棄、第三者、心機女等的負面評價)來監控,不過卻并沒有像傳統相親模式一樣有很具體的規則禮儀制約,因而自由戀愛的互動更具“自由”特性,并升華為一種戀愛自由權的意識。在戀愛自由權的邏輯演繹下,戀愛男女之間越來越發展出不少戀愛技能和戀愛套路。甚至從男性的視角來看,這些戀愛技能和戀愛套路往往是影響自由戀愛質量的核心要素。

    生活世界中的新生代農民工都不同程度觸摸到了“戀愛技能”與“戀愛套路”,不同的是,有人深諳這種技能與套路,有人則淺嘗輒止;有人有玩“套路”的充分資本,而有人則玩不起;有人幸運地成功了,更多的人則是拿著青春做賭注。

    我們在調研過程中總結出了調研對象提供的“泡妞神器”:溜冰,下載音樂,寫文字,QQ空間,圖片,動態圖,下載電視劇,網游,微信紅包,有趣的事,手機,看電影,吃飯,K歌,開房,逛街,旅游,搭訕等等。這些技能都是能夠建構男女關系的常用方法,比如溜冰、下載音樂、QQ空間、下載電視劇等技能在10年前非常流行,即80后打工青年最常見的自由戀愛的載體;而微信紅包、看電影、K歌、旅游等項目則是最近幾年非常流行的男女相處的手段。

    單就這些電腦技能和文藝技藝來說,它們并沒有什么特殊的含義,只是代表著科技的進步與人們精神文化生活的日益豐富;可是運用這些技藝的人是能動的,當這些技藝被運用它們的人賦予了特定的內涵,它們在社會中的轉變邏輯就變得異常有趣。第一,從時間線條上看,這些吸引女孩的技能經過了從含蓄到直白,從文藝到物質的轉變。10多年來,新生代農民工的自由戀愛日益擺脫羞澀的感情表達,感情表達更加直接和大膽;自由戀愛也從以往文人墨客的神圣色彩中蛻變出來,越來越成為由物質制造的“浪漫”、由金錢維系的“趣味”。第二,這些技能都發生在休閑娛樂場合,愛情也發生在休閑娛樂場合,這種場合必然伴隨著消費。這與以往人們對于愛情建立在共同理想之上的“革命伴侶”和“精神伴侶”的認知很不同,新生代農民工的愛情更多是與俗世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打交道。第三,這些技能背后的意涵是,“會玩”很重要,“會玩”意味著新鮮、時尚、創新、金錢、靈活等元素,這些元素是年輕人特有的,而附屬在“會玩”基礎之上的條件,如長相帥氣、打扮時尚很重要,能說會道、有新玩法新點子也很重要。并且隨著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長,“會玩”的內容不斷推陳出新,隨之戀愛技能也不斷推陳出新。

    戀愛技能是自由戀愛的物質和技術層面,而戀愛套路則更多代表了自由戀愛中的心機與策略。當然,戀愛套路以戀愛技能的充分展演為基礎,無固定模式,以戀愛實踐中的“小驚喜”“小浪漫”等為主要表征。我們將通過一些具體的案例來討論戀愛技能與戀愛套路的一般形式。

    在我們的調研對象中,28歲的ZSL已婚4年,妻子是他在天津打工時候的工友,當時他們未婚先孕,他家條件差,由于妻子的堅持而走在一起。如今的ZSL依然感念妻子的堅持,他說自由戀愛中女孩子的態度很關鍵,往往是女孩子的努力決定著一段情感的走向。ZSL是幸運的,他在城市中的自由戀愛有了結果,這個結果是他們夫妻倆共同努力,尤其是女方努力的結果。而事實上,更多的新生代農民工兄弟并沒有ZSL這樣的好運氣,在城市中戀愛往往并不能將他們推向婚姻。

    26歲的SZY是個不善言談的小伙子,目前單身,并且也沒有談過戀愛。問他的感情經歷,他告訴我們,曾對女孩有過好感,也試圖追求過一個,但失敗了。之后,SZY就再也沒有這方面的想法了,他說來鄭州這兩年他把自己“封閉起來了”,不愿意談及這個問題,因為他覺得“有了穩定的收入,有資產之后再考慮個人問題吧!”并且他給自己設了100萬元的奮斗目標。這是因為他太明白金錢意味著什么,他的所有都受制于金錢!試圖追求感情無果,卻明白了金錢的重要性,我們現在無法回溯SZY當初試圖追求感情時候的心境,不過從結果來看,這個刺激應該是巨大的。

    28歲的CGL也是單身,他曾經也有過女友,小他6歲,分手了,原因是他受不了女朋友的“男閨蜜”,他不明白男女關系的邊界到底在哪里,這使他一度很迷惑,因為分手之后,前女友很快便與“男閨蜜”在一起了。讓CGL有所感慨的不僅僅是自己曾經的這段戀情,還有自己宿舍的一個舍友。這個舍友20歲出頭,老家有女友,已訂婚。他長相帥氣,會打扮,并且能說會道,只要他在宿舍,總是很“熱鬧”,這個舍友目前的苦惱是有很多女性向他示好,尤其是一個已婚女性一直糾纏他,因為此女與老公感情不好,就把感情寄托在CGL的室友身上。舍友經常很晚才回來,他還經常拉上一個宿舍的人一起出去“玩”,有些時候夜不歸宿,據說是被人約出去開房。還有一次,舍友約上幾男幾女一起出去玩,吃飯、唱歌、開房玩撲克,他們約定“誰輸一局脫一件衣服”。這樣的一個舍友讓CGL感慨不已,他說,長相和說話是作為男性是否能夠吸引女孩的關鍵,只有長相和說話過關了,女孩才會愿意進一步考察對方是否有前途,是否能掙錢等。

    CGL的體驗告訴我們,要吸引女孩子以下的幾個條件很關鍵:長相帥氣、會打扮、能說會道、會辦事、會“玩”。這些條件可以很快地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在男女關系建構的過程中一步領先就步步領先。

    以上的這些案例無論成功與否,當事人都從中體驗到了一些所謂自由戀愛的“真相”,比如自由戀愛中女孩的態度很關鍵,金錢的重要性,男孩個人條件(長相、穿衣打扮、是否能說會道等)的重要性,“膽量”的重要性,等等。這些當事人在自身的感情經歷中體驗到的道理都是自由戀愛中“套路”的片段,當然個人的體驗遠遠不是其全部,不同的人體驗到了不同的片段。

    自由戀愛從傳統相親模式的包裹中爭取婚戀主體權之后,它愈來愈在“自由”的層面不斷演繹,“戀愛自由權”充分發揚,以戀愛技能與戀愛套路為核心表達。顯然,這樣的自由戀愛不僅僅是婚戀主體權的轉變,也是婚戀規則與愛情實質的變異。

    四、“愛情快餐”的崛起

    在戀愛自由權的演繹之下,愛情快餐被建構成型。所謂愛情快餐,是指以新生代農民工的自由戀愛為主體實踐,在自主權和自由權的演繹下,愛情掙脫了傳統規范的束縛、發展出了戀愛技能與戀愛套路,成為被標準化生產出來的“產品”。愛情快餐有四個特質:短期化、物質化、套路化、祛魅化。“愛情快餐”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快速崛起。

    短期化是指男女之間建構戀愛關系的過程越來越短、越來越直接。“認識三天就敢表白”,“追求一個月不回應就放棄”,這些言論已經成為相當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對待建構戀愛關系的共識。并且,已經建構戀愛關系的男女也不再那么謹慎,筆者曾在他文中論述了一個農民工小黃的故事[17],小黃說自己談過10多個女朋友,每次戀愛都不超過4個月,每次都由于志趣、生活方式、性情、經濟壓力等各種原因分手。建構戀愛關系很簡單,分開也很簡單,短期化成為新生代農民工自由戀愛越來越明顯的趨勢。短期化的背后是新生代農民工戀愛預期的變化,他們越來越不愿意為了愛情而等待與付出,理由是他們害怕付出精力與時間之后仍舊一無所獲。受制于客觀的工作環境與家庭背景,新生代農民工越來越承受不起戀愛風險,其背后的理由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在整個社會中的底層位置與他們整體上的自卑感,于是他們的戀愛選擇和戀愛行為越來越直接化、短期化。

    物質化是指自由戀愛中越來越凸顯金錢和物質的重要性。自由戀愛講究自由,既是對于感情的自由,也是對于物質的自由。問題在于,通過物質的方式來表達感情是最顯而易見的。追求愛情的過程很大程度上被“物質”所包裹。自由戀愛發生在休閑娛樂場所,必然伴隨著消費;自由戀愛中的“小驚喜”“小浪漫”往往也由物質堆砌;日漸流行的“情人節”“紀念日”等也總少不了禮物的流動;這些都是自由戀愛要付出的物質成本。要想談戀愛,首先要有經濟基礎,這已經成為一條不少新生代農民工的共識。

    戀愛套路是最近幾年興起并被熱烈討論的大眾話題,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影響很大。戀愛套路與戀愛技藝緊密相關,也就是人們所總結出來的表達愛情的方式和各式各樣的戀愛技巧,所謂“撩妹”“撩漢”就是典型體現。戀愛套路注重形式和程序,表現方式多種多樣,并且形式不斷創新,程序也不斷優化。戀愛套路一旦傳播開來便失去了其本身追求新奇、驚喜、時尚、刺激的感覺,所以它只有不斷推陳出新才能無往不勝,這更加劇了它形式化和程序化的特性。在戀愛套路吸引人眼球的同時,男女之間的真情實意被忽略了。產生愛情才能表達愛情,內容和形式最好能夠匹配,可是人與人之間口才有高低、表達有深淺、條件有好壞,于是戀愛的成功與否并不一定與愛情的發生同步,現實中有太多“有緣無分”“相愛卻沒有在一起”的情況,由此,戀愛套路便成為不少人增加戀愛成功率的“法寶”。

    在短期化、物質化、套路化的條件之下,愛情的祛魅化成為必然。自由戀愛增加了時間成本和精力成本的算計,難以維系愛情的天長地久;用物質堆砌起來的“小驚喜”“小浪漫”變成了消費的游戲,就缺失了愛情中該有的心心相印與彼此愛戀;過于注重形式和技巧的戀愛套路,增加了戀愛成功率,卻日益失去愛情的神圣與光芒。愛情祛魅化意味著愛情不再神圣,不再與謹慎、忠貞、責任、禁忌和道德關聯在一起,而只成為俗世中的一段生活形態而已。

    在流水線上,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正在制造并經歷著“愛情快餐”。他們的愛情短、平、快,有著標準化生產的路徑與套路,也有著特定的物質標準。這種愛情快餐迅速崛起,日益成為新生代農民工親密關系的主流形態。

    五、“愛情快餐”的社會意涵

    如果說21世紀的前10年,由于打工引發的自由戀愛成為潮流,那么在2010年之后,已經進入了“后自由戀愛”時代。打工背景下的自由戀愛引發了農村社會的婚戀革命,其直接的社會后果就是造成了跨省婚姻的大量存在。最近幾年,由打工經濟興起的自由戀愛的負面后果越來越多地呈現出來,新生代農民工和他們的父母都在適時調整自家的婚戀策略,“后自由戀愛”時代已經初見雛形,其中“愛情快餐”就是其婚戀形態的典型表達。

    延續了“自由戀愛”時代和“相親”時代的特征,今日農村青年的婚戀已經不能簡單說是傳統還是現代了。自由戀愛的甜蜜很快過去,締結婚姻的男女總要面對生活的瑣碎和房子與金錢的考量。感情當然很重要,可是有質量的生活卻是基礎。如果因為婚戀,自己的生活質量提升一個層次,這自然是好,可是若因為婚戀,自己的生活質量需要降一個層次,這多少需要一些勇氣和力量才能承受。在“后自由戀愛”時代,感情已經成為一個理所當然的基本因素,而金錢所代表的一切才是重點。并且社會流動的加劇和理性化的增長,都將戀愛男女置于一個充滿風險的戀愛環境中,婚姻都不必然是一個靠譜的保障,更別說戀愛了。新生代農民工就是在這樣一個不安全的環境中小心翼翼地談著一場說不定又說不清的戀愛,他們享受愛情快餐的同時,一方面要保衛自我,另一方面也在追求確定性,可是結果總是差強人意。

    打工經濟興起前期的“自由戀愛”時代是80后年輕人的天下,而“后自由戀愛”時代則是90后的天下。80后打工青年是婚戀變革的第一代,他們遠離了父母和家鄉,在打工的異地建構了自由戀愛的合法性,這是一種浪漫革命,他們生活在關于愛情的幻想與神話中,他們的戀愛多多少少都帶有一些文藝的成分,也帶有一些理想化的信念。可是很快,“自由戀愛”時代帶給這代年輕人的后果日漸呈現,少數幸運者享受到了自由戀愛的甜蜜和幸福,而不少人卻承擔了由于自由戀愛而帶來的負面后果(如跨省婚姻后遺癥、離婚、逃婚、光棍等問題),并且仍舊有不少80后打工青年需要在父母的安排下按照傳統的禮俗締結婚姻。多數80后打工青年,要么在現實境況中逐漸被婚姻市場拋棄,要么妥協于傳統禮俗。

    緊隨80后,90后打工青年很快便進入到了婚戀實踐之中。在90后們的生活經驗中,多地輾轉打工已經成為常態。這種以流動為常態的生活和工作經驗已經滲透進他們的行為模式,而成為他們人格的一部分。我們對于90后打工青年婚戀行為的調研表明,他們正在享用著無固定時間和無固定情境的愛情快餐。備胎,藍顏知己,女閨蜜,男閨蜜,聚會,曖昧,玩,搭訕,暖男等,這些詞匯是90后們的流行語,也從側面反映了他們婚戀實踐的特征。90后打工青年對于愛情的浪漫想象已經退卻,取而代之的是戀愛技術和戀愛套路,發生在休閑娛樂場所的愛情,以物質為基礎的浪漫,這些都是90后打工青年正在經歷的愛情場景,這是一種婚戀技術主義。婚戀變革的第二代,生活在流動的愛情情境中,要么把玩愛情把玩自己,要么被物質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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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責任編輯:w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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