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德福:賀雪峰教授學術思想關鍵詞

     

     

     

     

    摘要:賀雪峰教授在長期學術實踐中,形成了豐富的理解和解釋中國農村的學術思想,以及有關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思考和方法探索。他對鄉村社會的認識集中體現在區域差異半熟人社會構成的具有時空維度的學理概括中,前者主要是指社會結構維度的南北中三大區域類型,和社會分化維度的東部與中西兩大區域類型。他揭示了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微觀基礎上,中國式小農經濟所支撐的穩健的中國式城市化道路,指出城鄉二元結構的保護功能,闡述了農村作為穩定器對于中國現代化的戰略功能,提出以低消費高福利為核心的文化建設來對農村進行保底性的政策設計。他系統總結了鄉村治理及其背后的國家與農民關系的演變邏輯,提出了國家與農民關系的三層分析框架,強調鄉村治理現代化要實現國家與農民的簡約高效對接,鄉村治理體系要同鄉村社會適配。他致力于建設大國學術,強調通過實踐-理論-實踐的大循環逐步形成能夠解釋中國經驗、服務中國實踐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并初步總結出以飽和經驗法為核心的經驗訓練方法,為建設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進行了有益探索。

    [關鍵詞]區域差異;半熟人社會;半工半耕;中國式城市化道路;國家與農民關系;中國社會科學主體性

    我是誤打誤撞進入三農研究領域的我對農村研究沒什么興趣”——作為如今國內三農研究領域的代表人物,賀雪峰教授不止一次在不同場合如是袒露他的學術初心。賀雪峰常對學生們說,小時候接受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教育對他影響甚重,大學時一直在苦苦思索和關心的是中國向何處去甚至人類向何處去的宏大問題。熾熱的家國情懷和堅定的中國立場,既是賀雪峰最鮮明的學術風骨,也實質性地塑造了以他為代表的、被稱為華中鄉土派的年輕學術團隊。當然,還直接影響了賀雪峰的學術研究。

    正是在這樣的宏大關懷下,賀雪峰的三農問題研究始終以解釋中國經驗、服務中國實踐為核心旨歸,產生了一大批堪為一家之言且影響廣泛的學術觀點。同時,這也為其學術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斷的自我革新的內在動力,推動其從村民自治鄉村治理拓展,又向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價值基礎縱深,從鄉村治理農業經濟拓展,又向土地制度”“城市化與現代化提升,以及學術研究同鄉村建設實驗相結合,學術研究創新(尤其是研究方法探索)同學生培養相結合。正是因此,賀雪峰常對學術團隊的同仁們強調,農村研究是中國研究的切入點,我們關心的是中國問題[]

    系統地總結賀雪峰的學術思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自然是因為其涵蓋領域太過豐富,掛一漏萬,難以全景呈現。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賀雪峰的學術研究仍處于快速推進中,系統總結為時尚早。賀雪峰自己曾戲言,要到他80歲時再進行學術總結。為寫作此文,我思之再三,苦于找不到合適的敘述形式。直到某天,偶然想起賀雪峰曾經出版過的一本書的書名,照貓畫虎,便有了如今這個取巧的標題。那本書被賀雪峰稱為其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新鄉土中國》的姊妹篇,名為《鄉村社會關鍵詞》。用關鍵詞的形式為21世紀的中國鄉村做一番素描,實在是奇思妙想。而用關鍵詞的形式,呈現賀雪峰學術思想中的某些重要內涵,或許可以起到管窺全豹的效果。

    我將選擇若干關鍵詞,來呈現賀雪峰學術思想的四個重要方面:以區域差異半熟人社會來概括鄉村中國當下的時空坐落及其內在社會性質,其中,區域差異介紹村莊類型劃分及其區域分布,主要是以社會結構劃分的南北中三大類型,和以經濟發展水平維度劃分的東部和中西部兩大類型;以半工半耕農村穩定器概括中國式城市化道路的微觀基礎及農村的戰略功能;以國家與農民關系闡述理解鄉村治理演變及其關鍵機制的基本框架;以中國社會科學主體性為關鍵詞,介紹研究方法和研究立場。每個一級關鍵詞下面,將由若干次級關鍵詞構成,比如認同與行動單位”“農民價值”“鄉村利益共同體”“飽和經驗法等。

    一、理解鄉村中國的時空坐落:區域差異與半熟人社會

    不要跟我說中國農村如何如何,你先告訴我你說的是中國哪里的農村,因為中國太大了,中國農村差異太大了。賀雪峰常這樣說,更是直接用什么農村,什么問題做了一本書的名字,以強調認識中國農村內在差異性和豐富性對于理解中國的基礎性意義。強調這一點,首先針對的自然是那些用抽象理論或片面經驗來解釋中國農村的做法,這種做法不光在農村基礎研究領域廣泛存在,而且在三農政策研究領域更是大行其道。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在做結論尤其是政策設計時保持足夠的謹慎甚至敬畏之心,增強結論或政策的現實針對性。不過,這也不能導向另外一個極端,把中國農村變成一村一理論的碎片化知識。這往往是一些粗糙的個案研究很容易出現的問題。費孝通先生在自己的研究歷程中,為了解決早期村莊(社區)研究遭遇的個案代表性問題,采取了類型化和類型比較的方法,力圖建立一個相對中觀的理解框架[]。賀雪峰自村莊個案調查開始,在持續多年的多地調研基礎上,逐步形成某些維度的村莊類型化認識,且發現了村莊類型在地理區域上的分布規律,從而提出了區域差異的重要論斷。賀雪峰對區域差異的闡述集中體現在兩篇重要論文中,即《論中國農村的區域差異——村莊社會結構的視角》《論中國村莊結構的東部與中西部差異》。2018年出版的《南北中國》一書則集中展示了南北中農村區域差異的理論內涵和應用效果。《論中國村莊結構的東部與中西部差異》則初步總結了東西中國的內涵。區域差異在具體的農村社會現象中提煉出一般要素,并經過理論抽象與經驗驗證雙向互動后,提煉出的關于整體中國農村的某種認識和概括[],是一個真正由本土經驗生長出來的中層社會學理論。這個中層理論,既是對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理論概括,也構成理解和解釋諸多社會現象的基礎,比如農民行動邏輯、政策執行差異等等。除了空間層面的區域差異,賀雪峰還從時間維度逐步豐富了對農村社會變遷的解釋,形成了以半熟人社會為核心概念的一些重要認識。

    ()區域差異之一:社會結構與南北中國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是一句幾乎盡人皆知的俗語,是歷史流傳下來的關于社會文化環境同人格特質相關關系的樸素經驗總結。但凡有一些深度異地生活經驗的人,都會注意到巨型中國的地域差異。人文和歷史地理學有所謂燕趙文化”“齊魯文化等文化區域劃分,但一方面略局限于歷史因素和地理邊界,導致對人口流動形成的區域間社會融合和文化重構缺乏關照,另一方面也多停留在相似現象的描述和總結層面,缺乏內在邏輯的分析。賀雪峰教授則從農民的認同與行動單位入手,提出社會結構維度的村莊類型,并在揭示其區域分布規律基礎上,提出了南方農村、北方農村和中部農村的區域類型。

    所謂認同與行動單位,即農民在某些層面形成集體認同并能夠產生一致行動的內生結構單位,這樣的結構單位構成了刻畫村莊社會結構的重要維度,并且反過來形塑了農民的心理與行為邏輯,進而影響著村莊內的政治社會生活。賀雪峰發現,農民的認同與行動單位大致存在三種理想類型,它們形成了一個結構譜系:一端是最小的家庭乃至個體單位,即村莊內不存在超越家庭之上的內生結構,農民之間的社會關聯類似分散且相互獨立的原子,社會整合程度比較低。由于缺乏內生結構,原子化的農民之間的社會關聯就主要依靠后天的自主性的社會建構,這也使得農民的個體行為缺乏外在結構的約束,村莊內生社會規范也比較容易被個體或外部力量突破和改造。這樣的村莊可以稱為原子化村莊分散型村莊。另一端是內生認同結構的極限”——宗族。宗族是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上的認同單位,是先賦性關系結構化的結果,對農民具有本體性和功能性的雙重意義。宗族的邊界明晰且長期穩定,是村莊內籠罩性的結構力量,并形成了與之相匹配的社會規范。宗族往往與村莊同構,由此造成村莊內部極高的整合程度,尤其是面對其他宗族或外部力量時具備極強的一致行動能力,農民個體的行動自主性受到相當程度的約束。這樣的村莊稱為宗族性村莊團結型村莊。兩端之間還存在一種行動單位,賀雪峰稱之為小親族,即一種建立在五服左右血緣關系范圍內的結構,這樣一個結構規模是由小親族內生的析分性決定的。小親族是簡化版的宗族,簡化不僅表現為規模的縮小,更是認同程度和一致行動能力的弱化。小親族對農民來說,主要是紅白喜事等功能性的合作單位,并無本體性意義。小親族對農民行為的影響,主要在于其形成的由若干小親族構成的村莊結構。小親族間力量大致均衡,卻都不足以成為籠罩性的力量,村莊由此呈現內部分裂競爭的狀態。以此為基礎的村莊社會規范就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外部力量就有可能因為小親族的競爭性需求而被引入,從而改變村莊既有生態。農民的行為邏輯既不同于原子化村莊中的高度自主性,也不同于宗族性村莊里的高度依附性,而是兼具上述特點而呈現較強策略性。這樣的村莊稱為小親族村莊分裂型村莊

    所謂區域差異,即上述三種村莊類型在地理空間上的區域分布。賀雪峰發現,分散型村莊集中在中部地區、西南地區和東北地區。這些地區的共性在于村莊開發較晚、歷史較短,或由于生態不穩定,造成村莊發育程度較低。這樣一個區域類型可以以中部農村地區為代表,于是便用中部農村代稱。團結型村莊則集中在南方地區,具體是江西、廣東、福建以及湖南、廣西等部分區域。這些地區的共性是村莊都是歷史上舉族而遷形成,且在生存競爭(土客矛盾)、耕作方式(稻作農業合作需求高)等因素影響下,長期維持了聚族而居的生存模式。這樣的區域類型就稱為南方農村。分裂型村莊則集中在華北和西北地區,包括皖北、蘇北等黃淮海地區。這些地區的共性是,村莊形成之初(多為明代初期)的移民方式甚少舉族而遷,且旱作農業和自然生態也未能支撐起聚族而居的宗族發育,便形成了以應對紅白喜事等合作需求為主的功能性的小親族結構。這樣的區域類型稱為北方農村

    現實中,南北中三大區域類型當然并非涇渭分明的存在,在區域交界處總會存在一些混合的村莊類型。這個區域類型劃分也不能涵蓋所有的村莊,比如邊疆和少數民族聚居區就不在此列。大致來講,按照賀雪峰所說,它可以解釋中國“80%農村的80%的現象。為什么兩湖、西南和東北農村的農民人情負擔最重,而華北農村則容易出現紅白喜事的鋪張浪費甚至儀式異化,南方農村則很少出現上述問題?為什么農民負擔在不同地區表現程度不同?為什么有些地方彩禮暴漲,農民不堪重負,而有的地方則不存在這樣的問題?諸如此類的大量問題,都可以在南北中國的視野中得到很好的解釋。

    ()區域差異之二:社會分化與東西中國

    眾所周知的是,中國存在經濟發展水平的東部、中部和西部差異。東部地區形成以了沿海城市帶為發展極的密集經濟機會,村莊基本融入到城市帶中發展。相比之下,中部和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后,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不得不進城或到東部沿海地區務工經商,農村人財物外流,空心化現象日益突出。當然,同南北中一樣,東部中西部也并非完全等同于其所指區域方位,而是理想類型。東部農村包括中西部地區發展程度類似東部沿海地區的農村,中西部農村也包括東部地區工業不發達的一般農業型地區。鑒于中部和西部的相似性,將其合并為一種類型。

    在發展圖景上,東部和中西部農村已然呈現迥異的兩幅畫面。東部農村幾乎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出積極進取的蓬勃活力,比如鄉村治理現代化,比如地方政府主導的各種涉農改革,從新農村建設到美麗鄉村再到鄉村振興,還有近年來被各方寄予厚望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等,東部農村似乎都能得風氣之先,出經驗出模式,引中西部農村艷羨和模仿,一些研究者也從學術角度推波助瀾,卻忽視了區域間完全不同的村莊社會基礎。

    如何將經濟地理學意義上的村莊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轉化為社會學意義上村莊社會基礎差異,而非僅僅停留于繁榮/衰敗”“人口流入/人口流出等簡單化的現象描述?賀雪峰找到了一個關鍵機制,即社會分化/分層。東部和中西部農村都出現村莊內部農民之間的經濟分化,但因經濟發展方式和水平不同,經濟分化程度也差異巨大。經濟分化帶來社會分化,這幾乎是一個社會學常識。如果只是停留在這個層次,顯然算不上什么創見。按照農民職業或收入將其劃分為幾個階層,六個也好,十個也罷,本身似乎并無學術意義,而要看它能夠解釋什么。總體來看,這樣的社會分層研究失之于機械,各階層間在村莊中如何互動?存在什么關系?社會分層對農民生活和村莊治理到底有什么影響?這些都沒有得到很好解釋。只有在將社會分層同村莊整體的政治社會現象結合起來,分層才有價值,這就是賀雪峰強調的在熟人社會中激活階層研究。

    賀雪峰發現,東部農村的村莊內部大致呈現出以企業家階層、中間階層、中下階層和貧弱階層構成的分層格局。企業家階層人數較少,卻具有相較其他階層的顯著經濟優勢,這也轉化為其社會優勢和政治優勢,即他們在主導村莊內圍繞消費競爭的社會競爭,從而重塑著村莊價值秩序,并借此將其經濟資本轉化為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本,最終成為村莊權力結構的主導者,形成普遍的富人治村。中間階層既包括依附企業家的企業中層和技術骨干,也包括個體工商戶或規模經營農戶。這個階層人數眾多,能夠參與到企業家階層塑造的競爭規則中,并成為村莊權力分配中重要的組成力量,甚至同企業家階層結盟。中下階層同中西部普通農民群體是一樣的,是那些通過半工半耕”(下文詳述)生計方式謀生的群體,他們要參與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同所有外來務工人員進行生存競爭,其優勢僅在于可以實現離土不離鄉,同村莊關聯更為緊密,但在參與村莊消費競爭和社會競爭時則面臨巨大壓力,在村莊治理中也相對消極。貧弱階層則是那些因各種原因陷入經濟困頓的家庭,他們無力參與到村莊競爭中,屬于村莊邊緣群體。從結構形態上,東部農村形成了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所謂紡錘型結構。在這個往往被視為理想結構的村莊分層格局中,村莊中已然形成一個由精英階層主導并再生產的社會排斥機制,社會競爭的排斥性轉化為村莊權力結構的封閉性,富人治村不可逆,普通村民喪失村莊政治效能感。

    相比之下,中西部農村的經濟分化和社會分化程度要低得多,且由于經濟分化主要通過建立在動態的家庭周期基礎上的生計模式決定,各層間收入分化程度不像東部農村那樣大,各群體就仍然可以共享一套村莊內的社會競爭規則,經濟分層向社會分層的轉化某種程度上被抑制了,這就是賀雪峰所說的去分化機制。中西部農村的農民普遍采取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生計模式,村莊內大致形成了三個階層,即半工半耕農戶、中堅農民階層和貧弱階層。數量最多的是第一類,這也是全國規模最大的農民群體,后文還要詳述,這里暫不贅述。多數農民進城務工,鄉村社會內生的經濟機會就可以支撐起一個數量不多的在村群體,這個群體可以通過流入土地從事規模種養業,或從事農業服務,或個體工商業等方式,獲得不低于外出務工的收入。他們數量不多,卻是在村的年富力強者,是在村的經濟精英,構成了村莊政治社會生活的中堅力量。最后一類即由于家庭原因既無法外出務工,又無法從在村經濟機會中獲利的少數群體,是村莊中的貧弱農戶。三個階層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半工半耕農戶可以退回村莊成為中堅農戶或因為天災人禍淪為貧弱農戶,中堅農戶同樣如此,而貧弱農戶則可能隨著家庭生命周期改變而增加勞動力和經濟能力,從而改變自己的分層地位。由于村莊主流群體間經濟分化尚未大到形成壓倒性優勢的程度,大家就仍然進行著共同的社會競爭,獲得在村的社會價值。由于村莊內生利益稀缺,權力競爭就非常弱,權力結構同在村的中堅農民群體高度同構。對中西部農村來說,在漫長但不可逆的城市化趨勢下,村莊對于農民來說主要是一個提供社會保障和文化支持的地方,發揮著兜底功能,村莊治理也就主要是維持基本秩序。這也是東部農村與中西部農村在村莊治理上的根本差異。

    ()巨變中的鄉村社會:社會轉型與半熟人社會

    區域差異是從空間維度對中國農村社會性質做出的學理提煉,而半熟人社會則是賀雪峰從時間維度對巨變中的鄉村社會性質的概括。前者更多地揭示了鄉村社會差異性的一面,后者則旨在呈現鄉村社會一致性的一面。二者并不矛盾,共同構成了我們辯證認識中國農村的一對范疇。

    鄉村社會巨變至少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伴隨西方勢力入侵而發端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費孝通先生的經典作品《鄉土中國》《鄉土重建》中便刻畫了那個時期伴隨法律下鄉”“技術下鄉等現代性因素侵蝕下的鄉土。不過,相當長的時期內,農民捆綁在土地上的生產生活方式并未發生根本改變,村莊完整性并未受到破壞,甚至在集體主義時期還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強化。伴隨著1990年代中期以來全國范圍內農民進城務工潮和電視、手機等現代信息傳播技術的出現,鄉村社會才真正開始深度卷入現代社會,農民生產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史無前例的變革,鄉村社會也進入了更為劇烈的轉型時期。

    賀雪峰將新世紀以來鄉村社會的巨變總結為三個主要方面,即結構之變”“價值之變治理之變治理之變我將在后文詳述,這里重點闡述前兩個變化,正是這兩方面巨變,使得現代農村區別于傳統農村新鄉土中國區別于鄉土中國。所謂結構之變,是指農村基本社會結構的變化,它不僅表現為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的日益縮減到家庭層面,傳統的村莊社會規范和社會價值自然會隨著支撐結構的瓦解而迅速解體,還表現在具體的社會層面,比如農民家庭結構的小型化、代際關系理性化、婦女地位上升、通婚圈開放化、人情交往異化、人際關系陌生化、農民生活私密化等等。價值之變則是更為根本性的變化。賀雪峰將農民價值分為基礎性價值、社會性價值和本體性價值,本體性價值引導和規約著社會性價值和基礎性價值,是農民安身立命之所在,是農民人生意義之所歸。傳統中國農民通過傳宗接代將個體有限生命融入到祖先-子孫的綿延脈絡中以獲得超越性意義。有了超越性追求,現世的生存需求和社會需求就會得到引導與規約。結構之變意味著本體性意義失去載體,傳宗接代失去正當性。生存需求和社會需求就會如脫韁野馬,在現代消費主義文化和惡性競爭刺激下不斷膨脹,鄉村社會出現諸多不可思議的現象,如老年人自殺、非理性的建房競爭、賭博泛濫、民俗活動惡俗化等等。在許多人,包括政策部門將農民的美好生活化約為生活富裕,或最多加上生態宜居,并據此大開藥方時,賀雪峰對農民意義問題的深刻關懷和價值之變的深刻揭示,就更加獨具現實意義了。

    結構之變價值之變,意味著當下的鄉村社會,已經難以再用經典的熟人社會來概括。盡管從最簡單的熟悉的意義上,特別是在將其與城市社會相對比時,熟人社會仍具有解釋價值。但我們仍然需要一個新的學術概念來幫助我們理解這個巨變中的鄉村社會。為此,賀雪峰提出了半熟人社會的概念。半熟人社會最早在他分析村民自治中行政村一級的選舉問題時提出,后來在修訂《新鄉土中國》時得到了進一步闡述,將結構之變價值之變的內涵加入其中。我曾經嘗試闡述半熟人社會”(尤其是)用來概括巨變中的鄉村社會性質的有效性[]。簡單來說,在熟人社會已不適合準確概括當下鄉村社會性質,而鄉村社會又迥異于以城市社會為代表的陌生人社會的情況下,內含著不完全”“變動性半熟人社會就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學理概括,這個概念也具有足夠的包容性,完全可以容納鄉村社會巨變的進一步展開和學理認識的進一步深化。

    二、中國式城市化道路:半工半耕與農村穩定器

    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來說,三農問題,歸根結底是農民問題,是9億農民在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的前途命運問題。如此體量的農民問題,全世界沒有任何國家有成功應對的先例。9億農民的生存發展問題,當然又不只是農民問題,還直接關系到國家現代化大局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無論是否認同上述戰略意義,各界對農民的關注是毋庸置疑的,三農問題也成為一個特別容易宣示情懷的話題域。無論是呼吁給予農民國民待遇,打破城鄉二元制度,推動農民進城,還是近年來鼓吹賦予農民財產權,激活蘊藏在農地農房中的數目驚人的貨幣財富,都很容易成為公共議題,并轉化為具體的政策制度。遺憾的是,正如賀雪峰批評的,相當多的學術討論都缺乏常識,缺乏真正的站在9億小農立場上看問題和思考問題的意識和能力。賀雪峰在其著作《小農立場》中直言9億小農說話,旗幟鮮明強調小農立場其實就是中國的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就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立場!站在小農立場上,才能真正理解中國式小農經濟,準確認識誰是農民,為中國式城鄉二元結構正本清源,從而真正讓農業現代化”“農村產權改革”“鄉村振興等重大涉農政策惠及億萬農民。

    ()理解小農:半工半耕

    在一般人的認知中,小農意味著規模小、生產力落后、生產效率低下,意味著站在齊頸深的水中經不起大風浪的脆弱性,或者學究一點,套上理性小農”“道義小農之類的理論外衣。小農自然是與現代農業不相稱的,便有諸如規模經營”“職業農民的藥方,來療救中國式小農經濟的弊病。

    可惜,這些都誤讀了當下具有豐富含義的中國式小農。

    理解當下中國式小農的關鍵詞,是賀雪峰提出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半工半耕首先是對農民兼業形態的概括,代際分工則是兼業何以可能的家庭基礎。兩者結合起來,才使得半工半耕超越了農民傳統兼業經營的單純經濟學意涵,而具有了豐富的社會學內涵[]

    所謂半工半耕,就是農民家計模式由務工和務農兩部分組成。不是說各占一半,而是不充分、不完全的意思,務工和務農在農民家庭生計天平上的權重比例每家都不同,但都不可或缺,缺少任一部分,都有可能使家庭陷入經濟貧困。歷史上,農民就有兼業經營的傳統,最經典的表述是男耕女織,即務農加上手工副業。當然,具體兼業形式同種植結構、耕作模式、家庭結構、地域經濟等都有關系。不過,歷史上的農民兼業基本都是在村莊內實現的,且務農是主導性的。如今的半工半耕都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首先,在廣大中西部農村,半工是以離土又離鄉的進城務工經商實現的,億萬農民卷入到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中,參與全國性的就業競爭,這個統一的就業市場是開放的、公平的。盡管農民進入務工市場往往依賴地緣關系的支持,但勞動力市場本身卻給予了所有農民同等的獲得貨幣財富的機會,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能夠實現舉世矚目的減貧成就的關鍵[]。其次,半耕是建立在農業生產力發展基礎上的。農田基礎設施建設大大改善了農作條件,農業生產技術水平提升,包括機械替代人工承擔耕種收等關鍵生產環節,以及化肥農藥種子科學要素的投入(當然,過度使用是另一回事),農業勞動強度和農業生產效率已經遠非傳統時期可比。務農對農民來說已經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般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辛苦。除了短時間集中農忙,日常化的田間管理完全可以從容應對,農民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大時段的農閑。最后,半工半耕相輔相成,半耕的存在,使得半工有了寄托和退路,也增加了半工的耐受力,這也形塑了農民工的現金收入傾向、家庭投資邏輯、階級意識弱等特點;半工的存在,使得半耕不再是將農民捆綁在土地上,反而可以日益凸顯其調節生活節律、充實生活意義、涵養身心健康等獨特價值。

    所謂代際分工,是指農民通過家庭內代際間的勞動力配置實現半工半耕,即父母在村務農,青壯年進城務工,最終達到整個家庭資源積累最大化的目的。代際分工之所以可能,當然是建立在中國家庭的倫理文化基礎上的。倫理責任的關聯,使得農民家庭具有超強的組織彈性,源自西方的核心家庭”“主干家庭等都不足以準確揭示當下中國農民家庭的這種組織形態。年老的父母在村務農,代耕代管子代家庭的土地,扣除必要成本和生存所需后,收益仍歸子家庭。除此之外,還要幫忙照顧孫輩。青壯年進城務工,積累的財富則幾乎全部留存在子家庭。這種明顯的代際剝削或許是農民應對城市化背景下競爭性社會流動的最理性選擇。不過,老年父母也正因為還能分擔家庭責任,他們在家庭中就成為能動的生產者而非被動的消費者,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維系高競爭性社會中家庭關系的相對穩定。此外,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模式,還催生了當下鄉村社會兩個重要現象:老人農業和中堅農民。老人農業,是代際分工的直接產物。同主流觀點將其視為小農經濟落后性的表現不同,賀雪峰認為,農機、農技和農藝的發展使得老人農業并非等同于低效農業,而是大宗農產品生產和自給自足農業的主要承擔者。更重要的是,老人農業,也即半耕不只是經濟活動,更是社會和文化的再生產,尤其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解決農村老齡化問題具有特殊重要意義。老人農業存在的同時,鄉村社會還產生了一支社會中堅力量,即前文已述的中堅農民群體。仍然能夠與土地相結合、有機參與到家庭生計的留守老人和中堅農民群體,共同構成了當下鄉村社會的穩定結構。

    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還是一個動態的社會再生產機制。青壯年農民若不能在城市體面定居下來,隨著經營失敗或年老體衰,就可以退回農村回歸農業,接替喪失勞動力的老年人承擔家庭半耕責任,支持下一代年輕人進城。許多人認為新生代農民工不愿也無法退回農村,是不理解農民行為邏輯會隨著生命周期改變,也不理解當下的農業生產已并非他們想象的農業。這樣一個伴隨著個人和家庭生命周期靈活展開的過程,就是農民在城鄉之間自主地往返流動的過程,也是農民家庭在城市化進程中實現家庭階層躍遷的過程。只要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機制仍然能夠有效運行,農民就可以在城鄉間進退有據,就不至于在進城失敗或年老體衰后滯留城市,無所依歸。這就是賀雪峰所說的中國社會結構的彈性,這構成了我們理解城鄉二元結構以及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微觀基礎。

    ()保護性城鄉二元結構

    農民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基礎上實現城鄉之間進退有據的流動,一是要能夠進得了城,二是要能夠回得了鄉。進城權和返鄉權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農民在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的階層自主權[]。這背后還涉及到一個經典問題,即農民與城鄉二元結構的關系。在這個問題上,賀雪峰也提出了同主流觀點迥異甚至是對立的解釋。

    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結構”“城鄉二元制度都是描述我國城鄉關系特征的負面概念。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是一個廣為流傳的刻畫城鄉二元結構的比喻,究其根源,自然是一系列人為設置的制度障礙造成的。其中,戶籍制度以及附著在戶籍之上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制度最為典型,許多人認為這是阻礙農民進城落戶的根本制度障礙。不過,這些年國家大力推動相關制度改革,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水平已經大幅提高,戶籍政策除極少數超大城市外也幾乎全部放寬,這時候再片面強調制度對農民進城的限制就有點過于脫離現實了。另外一個飽受詬病的制度是農村土地制度,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限制了農民對土地和房屋的完整產權,阻礙了城鄉要素自由流動,鼓吹所謂同地同權同價,釋放沉睡的財富,助力農民進城。上述觀點的背后,是一種靜態甚至僵化的認識在作祟,這種認識將城鄉二元結構視為剝削性的制度設置的結果,必欲除之而后快。賀雪峰則針鋒相對地指出,時勢已易,當下的城鄉二元結構早已成為保護農民的機制,以農村土地制度為核心的制度設置非但不應弱化,反而應該向著發揮其制度優勢的方向強化。

    賀雪峰指出,城鄉二元結構的保護性作用,核心體現為對農民返鄉權的保障,他尤其強調,返鄉權是農民的基本人權。主流認識眼中只有進城權,而且還是抽象的政治正確進城權。進城作為一項權利,有兩層內涵,即進城和留城。進城早已伴隨全國性務工潮的出現而實現,原來嚴格限制農民流動的人口管理制度早就在經濟規律沖擊下解體。進城本身不是目的,賀雪峰在十年前就發現,農民進城有兩種邏輯,一種以提升村莊生活質量為目標,進城只是積累財富的手段,服從于返鄉,實現的是資源向農村的回流;另一種是以定居城市為目標,其結果是農村資源徹底流向城市。第二種邏輯也就是留城的問題。農民要留城,當然追求的是生活品質比農村更好,即體面定居。如果進城后生活質量反而下降,沒有實現家庭地位的向上流動,農民也不會傻到寧要城市一張床,不要農村一套房。體面定居需要兩個支撐,一是穩定且足夠支持家庭再生產的收入,這是就業問題;二是獲得相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保障。許多學者都把注意力放在后者,似乎農民獲得了與市民同樣的國民待遇,農民就會留在城市。他們忽略了,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只能是生活的補充和兜底,且不說農民不會將其作為在城市去留的關鍵考量,更何況在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普惠式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功能就不可能讓每一個家庭都獲得體面生活,而只能是維持底線生存。體面生活還是要靠家庭的穩定經濟收入,即穩定就業。那么問題來了,普遍性的長時期的穩定就業有保障嗎?當然不一定。宏觀經濟發展難免出現波動,近年來全球性經濟危機也一再證明這一點。試想,幾億農民涌進城市,一旦遭遇經濟波動難以實現充分就業,會是什么后果?就算不考慮宏觀形勢,從微觀角度看,農民在進城過程中本身也存在不確定性,或由于決策失誤,或由于運氣太差,進城失敗了怎么辦?再微觀的個體問題乘以也會變成一個宏觀問題。總之,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返鄉權對于農民因應城市化中的風險都是必需的。

    正如前文所述,農業和農村已然發生很大變化。對于進城失敗的農民來說,在城市無法體面安居,退回農村也不一定是壞事。農業雖然致富很難,但保障溫飽沒有問題,何況農民將農業生產同田園經濟相結合,就可以低成本高品質地獲得安全的有機農副產品,這是城市市民難以享受到的物質福利。農村雖然不如城市便利和現代化,但坐擁青山綠水,獨享熟人社會溫情,這份社會福利又是城市市民在鋼筋水泥和陌生社會中難以獲得的。退回農村,便可以在獲得體面生活的基礎上,繼續積累資源,謀劃新的進城計劃,農村也因此在人才物外流的大趨勢下仍能保持基本的人氣與秩序,甚至仍然顯示出欣欣向榮的氣象。農民能夠退得回農村,而非聚集在城市里形成拉美國家普遍存在的城市貧民窟,那么對城市市民和整個國家,無疑都是好事。這一切的前提,就是農民的返鄉權能夠得到保障和實現。所謂返鄉權,具體的就是仍然能夠在自己的承包土地上經營農業,在自己宅基地和房屋安居樂業,這是基礎。保障農民能夠實現上述權益的制度,便是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可以超越農民個體決策的不確定性,強制性地給農民保留這份權利,也就是給農民以保護。這是基礎的基礎。也正因為有保護有退路,農民才可以更加放心地在城市打拼奮斗。

    在城市化和現代化中,農民經濟資本最少、社會資本最少、文化資本也最少,相對城市市民特別是城市強勢資本而言是弱勢群體。保障農民的返鄉權,也就是通過制度設置強制性地在城鄉之間劃定邊界,這個制度邊界不阻礙農民自由進城,但限制市民尤其是強勢資本自由下鄉。隨著農村的山水田園價值日益凸顯,市民和強勢資本有足夠的沖動下鄉謀利。前文已述,鄉村社會已然形成同半工半耕和城市化相適應的自我循環機制,而強勢資本下鄉卻極有可能與農民爭奪本就有限的經濟機會,造成農村經濟秩序(特別是土地分配秩序)不可逆的破壞,對中堅農民和老年人造成排斥。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將土地這一最重要生產資料的分配嚴格限制在村社集體內部,就是對農民不可或缺的保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土地對農民來說,仍然是最重要的社會保障,甚至是一種必要的資源冗余。社會保障不能被異化為財產拿去交易,在社會不平等客觀存在的情況下,貌似平等的市場交易實際上是對弱勢農民群體的剝削。所以,要尤其警惕通過推動土地制度改革和產權交易,農民進城。也無須著急取消城鄉二元結構,在相當長時期內,作為對農民的保護機制,城鄉二元結構還應繼續存在。

    ()鄉村的前途:穩健城市化與農村穩定器

    農民可以在城鄉間進退有據的流動,就使得我們的城市化從微觀上表現為農民以家庭為單位的自主化的可反復的可控的過程,從宏觀上則表現為城市化進程中中國社會的超強彈性和穩定性。中國的城市化道路迥異于一般發展中國家,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如此規模巨大速度迅猛的人口大流動,卻沒有在城市中形成進城農民聚集的、大規模的貧民窟。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經驗(或者教訓”)無一例外地證明,城市化進程中形成的城市貧民窟,是政治社會轉型失序的重要策源地。貧民窟,聚集的是賣掉土地和房屋、徹底與農村割裂、進城淘金的農民,城市經濟機會提供的就業空間不足以讓所有進城農民體面安居,造成大量農民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他們無法融入城市,卻又無法退回農村,只能淪為社會底層。相比之下,中國農民進城后盡管也會在城中村或老城區等區域形成空間聚集,但由于他們仍有家鄉農村作為支持和退路,他們就仍然在充滿希望地承受著務工期間的生產生活狀況,就不是失去機會失去希望失去退路的社會底層。因此,農村就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戰略大后方,中國在應對現代化進程中的不確定風險時有了足夠的緩沖空間和消化能力,最典型表現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下我國安然消化了數千萬農民工失業的問題。正如賀雪峰所說,農民有退路,國家有出路。這樣的城市化進程就是穩健的可控的,是全社會政治社會代價最小的。賀雪峰在其著作《城市化的中國道路中》,集中闡述了上述觀點,并將中國式城市化道路稱為穩健的城市化道路,它支撐著以小農經濟+中國制造+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三輪驅動的中國現代化道路。

    賀雪峰很早就指出,在中國式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中,農村是社會穩定器和勞動力蓄水池。他后來進一步將現代化進程中城市與農村的關系(也是其戰略功能)表述為,是發展極與穩定器的關系,是創新與秩序的關系,城鄉之間,一動一靜、一快一慢、一陽一陰,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相反相承。[]值得注意的是,農村作為現代化穩定器的重要論斷已經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同和接受。2019年初,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在解讀中央一號文件時明確指出,目前我國面臨的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經濟面臨下行壓力,風險和困難明顯增多,越是如此,越要穩住三農,守住這個戰略后院,發揮好農業農村壓艙石和穩定器的作用[]

    正是基于這樣一個戰略論斷,一直以來,賀雪峰都對充斥著發展主義導向的三農政策毫不客氣地予以批評。他批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應以刺激內需為目標,認為片面強調增加農民消費會加劇農民經濟貧困。他批評當前各方普遍誤解了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階段性特征,有急于求成的傾向,提醒要防止造成資源分配的不平衡,尤其要警惕借機為資本下鄉和城市富人下鄉提供市場通道,強調千萬千萬不要用鄉村振興話語來折騰鄉村,來為達到不切實際的目標而讓農民喪失了農村這個最后退路與基本保障[]。近年來,賀雪峰尤其致力于對土地制度這一事關現代化大局問題的研究,以制衡主流學界以簡陋的財產權話語誤導公眾、誤導政策、折騰農民、動搖根基。他連續出版或主編了《地權的邏輯》系列三本著作,為中國土地制度辯護,旗幟鮮明指出其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土地制度。他強調區分一般農業型地區和沿海發達地區、區分5%的土地食利者和絕大多數普通農民是理解土地價值的前提,反復提醒土地制度改革切忌激進而瓦解農村作為穩定器的戰略功能,強調改革應圍繞強化土地制度的優勢展開,真正實現地盡其利,實現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

    與此同時,賀雪峰一直從事鄉村建設實驗,探索以低消費高福利為核心的鄉村發展前途。農村是現代化的穩定器,也應成為億萬農民體面安居的詩意田園,他在2007年出版的《鄉村的前途》一書中曾經用詩化的語言描繪這種理想的鄉村生活前景。2002年以來,賀雪峰在湖北荊門和洪湖建設了4個村莊老年人協會,將老年人組織起來,除給予必要的物質支持外,給予他們充分的組織自主權。多年實踐經驗表明,作為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組織起來的老年人完全可以激發出驚人的活力,老年人協會在充實老人的閑暇生活、提升老年人互助能力、提高老年人社會尊嚴甚至維護老年人正當權益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老年人協會是一場“‘低消費高福利的養老試驗[],但遠非低消費高福利理念的全部。賀雪峰希望以此抵制至少是對沖消費主義文化的沖擊,解決農民的文化邊緣化和生活空洞化的問題,希望農民可以通過一種新生活方式的實踐在變動不居的世界中重獲具有永恒性的意義和人生價值。消費很低,但農村良好的生態環境和良性的人文環境卻可以提供遠高于物質收入的福利享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于全國絕大多數農村來說,新農村建設也好,鄉村振興也好,政策重心就應該放在改善村莊宜居環境、社會秩序和文化生活水平上,圍繞提高農民的福利水平展開。在此基礎上實現的現代化,才是真正有助于發揮好農村穩定器功能的穩健的現代化,才是真正惠及農村和農民的現代化。

    三、鄉村治理:國家與農民關系

    賀雪峰的學術之路是從村民自治研究開始的,盡管20年來研究領域早已大幅拓展,但鄉村治理始終是其研究重心所在,也是華中鄉土派治理研究學術版圖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這些年來,賀雪峰的研究幾乎遍及鄉村治理領域的各個方面,從早期的村民自治問題、農民負擔問題,到后來的稅費改革、鄉村水利治理、宗教治理、鄉村治理轉型、農村低保、政策執行等等,提出了一批重要的學術觀點和學術概念,也帶動了農村研究其他領域的深化。比如,前文提到的已成為理解鄉村社會變遷基本概念的半熟人社會,最早就是在解釋行政村一級村民自治中的選舉問題而產生的。僅從鄉村治理領域看,賀雪峰提出的重要學術觀點就有鄉村利益共同體”“鄉村治理內卷化”“分利秩序”“利益密集型治理”“富人治村”“中堅干部”“復雜制度”“責權利層級不對稱”“基層自主權等等。受篇幅所限,我不可能對如此豐富的學術思想進行詳細闡述。我打算將本節的敘述重點,放在對賀雪峰有關鄉村治理問題具有范式意義的解釋框架或學術觀點上,而其中最核心的便是國家與農民關系。

    從實踐來看,鄉村治理實質上就是國家如何與千家萬戶分散的農民打交道的問題,是國家如何將農民組織起來,解決那些一家一戶解決不了的生產生活合作問題。在這個意義上,鄉鎮是國家權力的末梢,村莊(村社組織)則是國家對接農民的最后一公里”(賀雪峰新近出版的一部專著就名為《最后一公里村莊》),鄉村治理透射出來的是國家與農民打交道的方式、方法、能力、效果,鄉村治理的演變也就是國家與農民關系的演變。從學術意義上看,中國的國家與農民關系不能套用源自西方、盛行于學界的國家-社會關系的范式。一方面,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中央集權制的巨型國家,存在著中央-地方-基層的復雜層級關系,簡單套用國家概念勢必抹殺或消解這種復雜性,會導致對中國治理經驗的誤解。另一方面,農民的分散與分化,也不支持將其簡化為社會,村莊類型的區域差異同樣決定了并不存在一個抽象的鄉村社會。應該說,賀雪峰有關鄉村治理的諸多學術觀點,都是由其國家與農民關系的理解范式支撐的。從我自己從事基層治理研究的學術體會來說,近些年從鄉村治理領域進入城市社區治理領域后,發現后者也同樣不能簡單套用國家-社會范式。賀雪峰的國家與農民關系范式,卻非常適用,只不過同農民相比市民分散和分化程度更高,國家與市民打交道的方式、方法、能力、效果也存在顯著差異。但二者實質上都是中央集權制的巨型國家如何治理基層的問題。

    本節我將從三個方面進行闡述,首先是闡述賀雪峰國家與農民關系三層分析框架的內涵,然后梳理其對于建國以來國家與農民關系演變——也是鄉村治理演變——的闡釋,最后介紹其在區域差異現代化的時空維度下,有關鄉村治理現代化問題的觀點。

    ()國家與農民關系的三層分析框架

    農民常有這樣的說法,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下面給變壞了。在農民的話語體系中,所謂上面一般是指中央,而下面則是其接觸最多的鄉村兩級,或者再加上縣的縣鄉村三級。農民總是認為中央的好政策在具體落實時,被地方和基層干部歪曲變味兒了。類似的說法還有中央是好人,基層是壞人。這些說法表明,在農民的認識觀念里,上下層級之分是很關鍵的,或許還是很復雜的。你不能說農民認知框架太幼稚,像小孩看電影,只有好人和壞人之分。研究要理解經驗,自然首先就要承認這種認知的客觀存在,農民會基于這種認知形成他與政府和國家打交道的行為邏輯。更何況,稍有點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這顯然不只是認知的問題,而確確實實是客觀實際。也就是說,對于農民來說,并不存在抽象的國家,毋寧說,存在抽象的中央和具體的地方/基層。研究鄉村治理——以及基層治理,首先就要理解國家與農民關系中的這種層級性。

    在研究農民上訪問題時,賀雪峰發現一個有趣現象:取消農業稅后,明明基層干部侵犯農民權益的情況大為減少了,農民上訪反而增加了。套用政府侵權-農民維權的框架解釋不了這個問題,因為大量新增的上訪事件與侵權-維權無關,而是農民借上訪謀取私利,或者借上訪給政府施壓來解決實際問題。國家-社會框架的巨大缺陷由此暴露無遺,因為既不存在一個被社會”“抗爭國家,也不存在一個在抗爭中生產出來的社會,我們看到的只是具體的農民個體或群體,是不同層級政府面對這些農民時不同的行動邏輯。于是,賀雪峰提出了一個新的解釋框架,他將國家中的各級政府簡化為中央和地方兩級,國家與農民關系在上訪問題中就轉化為中央、地方和農民三方主體的互動。簡單來說,三方的行動邏輯是:中央要通過農民上訪了解農民訴求,掌握地方政府貫徹中央政令和施政情況,即中央通過農民上訪約制地方,但客觀上中央信息甄別能力有限;農民通過上訪,向中央求援,通過中央向地方施壓達到伸冤、解難、謀利等目的,但可能遭到地方設阻;地方則夾在中央和農民之間,既要直接回應農民訴求,又要盡可能減少農民上訪,防止中央問責,還要謹防越線——同樣會被問責,而中央問責恰恰成為農民可以要挾地方的原因。賀雪峰指出,上訪制度的有效運行時達成三方平衡,則農民上訪數量相對穩定,合理信息有效上達,中央有效理解農民訴求和地方情況,合理約制地方,地方則能有效施政,回應農民訴求。取消農業稅后,農民上訪增加,反映的是上述平衡關系被打破,最關鍵的是地方一級常規化地解決農民問題的治理能力弱化,農民卻以為是地方不作為,便采取上訪方式借中央向地方施壓。這是一類上訪數量增加的內在原因。另一方面,農民上訪成本低,而中央和地方都缺乏有效的信息甄別機制,或者即使地方能夠甄別卻無分類治理能力,造成少數農民利用上訪制度投機謀利,以致演變成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詭異局面,造成地方空耗治理資源,中央也無法準確判斷地方真實情況。據此,賀雪峰提出,信訪制度是獨具中國特色的治理傳統和經驗,解決之道并非簡單廢除,而是恢復中央、地方和農民的平衡關系,即要么恢復與重建鄉村治權,要么重建上訪甄別機制。

    賀雪峰通過對上訪問題實踐機制的剖析,提出了中央、地方和農民三層關系的分析框架,這顯然要比簡陋的國家-社會關系更能準確理解實踐的復雜性。將中央地方/基層區別開來(當然并非無視其內在一致性),揭示了國家/中央在與農民打交道時,既要借助又要約束地方/基層的雙重邏輯。這個分析框架顯然并不局限于解釋上訪問題,而是適用于理解整個鄉村治理或基層治理問題。這一點將在后文的論述中得到印證。我以為,這個三層分析框架最重要的啟示或者說學術價值在于,它充分揭示了這樣一個基本原理,理解中國的治理經驗,基層(地方)很關鍵。國家需要通過基層與千家萬戶分散的農民打交道,千家萬戶分散的農民也需要一個有效的基層來解決單家獨戶解決不了的生產生活問題,一個有效的基層既可以在縱向上有效貫徹國家意志,又能在橫向上因應巨型國家復雜的地方性,因此,有效的鄉村治理或基層治理,就是能夠實現三層關系的相對平衡。平衡關系是大國治理的關鍵,是中央對地方/基層放和收”——“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問題,也是國家對農民的組織化問題,核心是塑造一個怎樣的基層。因此,鄉村治理的演變史,也就是國家與農民關系變遷史,也是村社集體組織的演變史。

    ()國家與農民關系的演變

    賀雪峰將20世紀以來的國家與農民關系劃分為四個階段,這也是鄉村治理演變的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晚清以來到新中國成立前,核心問題是國家政權建設內卷化。中國開始進行以工業化為核心的國家現代化,就需要從農村大量汲取資源以支持工業化需求,國家不可能直接面向千家萬戶分散的農民汲取資源,那樣的話汲取成本將高到無法想象,于是就需要改變農業社會皇權不下縣的傳統,通過國家政權建設,將組織體系延伸到鄉村社會,建立高效可控的基層代理人隊伍,以提高資源汲取效率,同時又要維持鄉村社會的基本秩序。問題是,國家政權建設塑造出來的鄉村組織體系及其代理人隊伍,很快失控并蛻化為杜贊奇所說的營利型經紀人,國家從鄉村社會汲取資源進行現代化建設所積累的合法性增長趕不上因資源汲取引發的農民不滿的增長,產生了國家政權建設的內卷化。這是鄉村治理的失敗,是國家政權建設的失敗,也是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失敗。

    第二個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農村人民公社體制的高度組織化階段。新中國面對特殊的國際環境,只能選擇內向積累方式實現工業化,即繼續從鄉村社會汲取資源。這時期同上一階段的根本變化在于,國家通過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實現了分散的農民史無前例的高度組織化。國家通過一個個人民公社組織,有效實現了對基層代理人的約束,完成了高效的資源汲取目標,只用二十多年時間就將中國從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建立起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人民公社體制也實現了將農民組織起來,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事業建設的可能,最典型的,一是農田水利建設徹底改善了農業生產基礎條件,為后來科技要素投入增加和農民生產積極性激發后的糧食增產奠定了基礎,其釋放的紅利延續至今;二是借助工分制度,實現了公共事業辦理的內部化,國家以最小投入,改善了農村醫療、教育、文化等基礎公共服務水平。人民公社體制發展到后期,開始出現比較普遍的農民勞動投入同收益不相匹配,因而生產積極性不高的問題。隨著人民公社體制解體,國家與農民關系隨之進入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改革開放后到取消農業稅前,鄉村利益共同體出現。分田到戶后,農民重回家庭經營模式,組織化程度大幅弱化,生產生活合作問題重新出現并日益嚴重,國家需要重新與日益分散的千家萬戶的農民打交道來繼續汲取農業剩余資源。國家甚至無法對農民中的釘子戶困難戶進行有效區分,而不得不通過調動鄉村干部積極性完成稅收任務——以及計劃生育任務。釘子戶不肯交稅以及越來越多農民不愿交稅,老好人式的村干部就很難完成任務,縣鄉兩級就需要一些家族勢力大、拳頭硬、能夠解決問題完成任務的狠人出來當村干部,且為了給予其激勵,就默許其搭車收費,謀取灰色利益,于是這時期鄉村治理中最典型的鄉村利益共同體出現。鄉村利益共同體是解釋取消農業稅前鄉村治理諸多亂象的有效機制,而它的出現也意味著鄉村治理狀況的進一步惡化,直至國家斷然取消農業稅。不過,這時期由于要向農民收稅,需要農民配合工作,且客觀上確實通過收取共同生產費和安排兩工”(義務工和積累工)積累了公共資源,鄉村組織就要回應農民的生產生活需求,尤其是進行農田基礎設施的維護和建設。因此,這時期基層組織和農民之間還能維持大致平衡的權利義務關系,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也有保障。

    第四階段是取消農業稅以來,鄉村治理內卷化。取消農業稅后,國家不再從農村汲取資源,三提五統、共同生產費和兩工等都被取消,基層組織喪失公共資源和組織農民的權力,農民分散化程度空前增加。這時期,國家有能力向農村轉移資源,即以工補農。國家向農村轉移資源,一種方式是直接向農民發放農業補貼,以及提高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水平,但這種資源投入只提高農民個體的福利(甚至產生邊際效益遞減問題),不能解決公共資源稀缺問題。第二種方式是國家通過項目制的方式繞過基層組織直接包攬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事務。巨量資源投入,客觀上確實改善了農村水電路等基礎設施質量。問題在于,這種資源投入方式并不能提高農民的組織化水平,也因為繞過基層組織,從而并未提高鄉村治理能力。相反,大量資源投入反而激發了農民的投機行為,大多數農民在公共事業建設中袖手旁觀,少數農民則在項目落地時謀取不當私利,以致滋生分利秩序。這樣一來,反而進一步加劇了鄉村社會權利義務觀念的混亂。國家直接供給資源進行鄉村公共事務建設,雖有收益,卻付出了極高成本,嚴重不相稱。這是一種典型的內卷化,即鄉村治理內卷化。這個問題一直延續至今,并且蔓延到鄉村治理中的更多層面,鄉村治理現代化必須要回應和解決這個問題。

    ()鄉村治理現代化

    自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來,作為國家治理基礎組成部分的鄉村治理現代化,就很快成為學界研究熱點。治理現代化是什么,鄉村治理的現代化又是什么,僅從學術概念上是很難界定清楚的。實踐當然顧不得去糾纏這個問題,部分源于要回應內生治理問題的實際需要,部分源于政府改革創新的政績需要,總之,各地在治理現代化名義下推動的鄉村治理改革早已熱鬧開場了。

    賀雪峰常年堅持駐村調研,各地鄉村治理實踐中的最新動向自然很快就被觀察到了。鄉村治理現代化,仍然要解決國家與分散農民低成本的有效對接的問題,對接載體便是以基層組織為核心的鄉村治理體系,而鄉村治理體系應該能夠同巨變中的差異化的鄉村社會相匹配。遺憾的是,賀雪峰無奈的發現,除了少數地方進行了同本地內生需求相契合的有益探索外,更多地方的鄉村治理現代化實踐很可能走偏了路。

    最突出的問題就是鄉村治理自主權的弱化甚至喪失。從全國來看,組織規范化、干部職業化和問責常態化在進一步加劇鄉村治理內卷化困境。簡單說,就是推動村組干部從兼職走向專職,提高并改變村干部報酬性質,由務工補貼變性為正式工資。基層組織和工作的規范化要求越來越高,比如要求村干部坐班、要求辦事留痕,悖離基層工作靈活、非正式的特性,出現嚴重形式主義問題。問責常態化則造成基層干部普遍陷入不作為”“不出事邏輯中。賀雪峰曾指出,適度均衡的責權利層級不對稱有助于激發基層在資源權力硬約束下的創造力和活力,前提是上級給予基層適度的模糊的自主空間,使其能夠在既要完成任務,又要不違法,還要群眾滿意的要求下,開動腦筋,閃轉騰挪,去開展工作。前文所述鄉村治理第三階段,基層能夠完成收取稅費和計劃生育等高強度任務,就與當時基層仍具備一定自主權有關。出了問題,特別是大問題,再進行嚴厲問責。現在的問題是,問責前移和常態化,以至于小概率事件都不允許發生,原本可以相對模糊、但卻具有自主性的空間被擠壓殆盡,責權利層級不對稱問題又不可能完全消除,這就導致密集的以規范化、制度化、職業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改革越多,鄉村治理能力反而越弱,從取消農業稅后即出現的鄉村治理內卷化問題繼續蔓延和惡化。分地區來看,按照前文所述的東部農村和中西部農村的類型劃分,同樣的規范化、制度化、職業化改革,在不同區域的實踐后果完全不同。賀雪峰將其分別稱為傳統農村城市化了的農村,二者區別見下表[]

    鄉村社會本身的差異及其內生事務的差異,決定了內生治理需求差異。東部發達地區農村,已經實現相當程度的城鄉一體化,部分實行與城市基層治理相近的治理體制就具有內在合理性,其典型表現就是村干部職業化,村內事務數量多且較復雜,能夠支撐起流程規范、制度復雜的上層建筑。當然,東部地區的蘇南、浙江和珠三角也存在差異。但中西部地區,仍然是典型農業型村莊,青壯年外出務工,村內以留守老人和中堅農民為主,事務較少且內生需求仍以提高生產便利度和生活事務合作等為主,村干部原本也以中堅農民為主構成,需要一個簡約但靈活的治理體制與之相匹配,而規范化、制度化和職業化改革,勢必造成治理體制的懸浮化,無法回應村莊內生需求。下表揭示了兩種治理體制的差異:

    總之,鄉村治理現代化,終究是要提高農民組織起來回應生產生活需求的能力,實現國家同農民簡約高效的對接,而在具體的實現路徑上,則必須充分注意到中國農村的巨大差異性,治理體制必須與鄉村社會相匹配。

    四、大國學術:中國社會科學的主體性

    大致梳理完賀雪峰的主要學術思想,我想有必要再簡要介紹一下他對于中國社會科學發展方向的思考,以及在探索研究方法上的主要成果。一直以來,賀雪峰都以建立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的宏大學術抱負激勵自己,也鞭策著華中鄉土派的每一位成員。他常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只有大國才有建立學術主體性的需要,也才有建立學術主體性的可能。中國的大國屬性,體現為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體現為14億的人口體量,體現為上下五千年綿延不絕自成一體的文明傳統,還體現為GDP總量居世界第二并終將成為世界超級大國所必然帶來的對于世界格局的革命性意義。然而,我們用以解釋中國經驗的社會科學理論卻是來自西方的。西方社會科學的一般理論和方法當然重要,也應該成為我們進行學術訓練的基礎。現在的問題是,國內學界越來越傾向將社會科學研究重心轉向與國際接軌,甚至將在西方主流期刊發表論文當作主要目標,為此,直接同西方社會科學的具體理論尤其是最新最前沿的理論對話就成為許多研究者不自覺地選擇,以致出現切割中國經驗同具體西方理論機械對話,喪失學術研究主體性的嚴重問題。建設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核心是在中國內生的學術問題意識下,深耕中國經驗,解釋中國實踐,經過共同的學術積累和熱烈的學術爭鳴,最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社會科學體系。

    前文所述賀雪峰的學術思想,都是他自覺進行有主體性的學術研究的產物。除此之外,賀雪峰還提出了一個總體觀點,并進行了研究方法上的具體探索。

    ()大循環與小循環

    賀雪峰用大循環小循環來概括和區別兩種學術生產路徑。

    所謂小循環,就是從理論到經驗再回到理論的研究路徑,這里的理論尤其是源自西方的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結論。小循環的學術研究路徑,就是從具體的理論出發形成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研究設計,然后到經驗中尋找現實材料,經驗材料服務于修正既有理論,研究的終點,是實現同既有理論的對話,實現對既有理論的推進、補充、修正,也就是賀雪峰經常援引的一種說法,叫做到西方社會科學大廈里補玻璃。小循環最直接的問題是,經驗喪失了自在的主體性,而為具體的社會科學結論宰制和切割,經驗本身不會產生什么,它所能產生的都是先在的理論決定其所能產生的。小循環造成的直接結果,是學術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理論與經驗兩張皮的現象。似乎對經驗的解釋不直接傍上既有理論(尤其是前沿理論)就失去了合法性。或者反過來說,不直接援引既有理論,研究者似乎就不知道如何解釋經驗。這是一種機械的理論對話。小循環最根本的問題是,研究喪失了真正的問題意識。問題意識來自具體理論,研究者就喪失了對自身社會實踐內生需求的感知能力,也就無法從自身社會的立場上提問題。因此,小循環造成的嚴重后果,是中國研究脫離中國實踐,不能服務于中國自身需求。在現有國際學術等級體系下,這幾乎是小循環式的學術研究必然產生的結果,也是當下國內社會科學界普遍存在的狀況。這種研究當然談不上什么主體性。

    賀雪峰倡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大循環。所謂大循環,就是從經驗到理論再回到經驗的研究路徑。這里的經驗,就不只是具體的現象或材料,而是中國實踐(包括歷史實踐)現場,這里的理論,也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結論,而是社會科學的一般理論和一般方法。大循環就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從實踐中來,就是運用社會科學的一般理論和方法,到實踐中尋求對經驗內在邏輯的理解和提煉,再將提煉出來的可以解釋部分實踐的解釋框架或概念體系重新返回實踐,接受更多實踐的檢驗,如此反復穿梭,不斷提升解釋框架或概念體系的解釋力,從而形成從具體結論到中層理論再到一般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逐步抽象、逐步發展的中國社會科學。大循環,就是已經被中國革命、建設、改革證明了的、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展示的那種路徑。大循環中的經驗,就是能夠給予研究者以真實的問題意識的經驗,就是能夠由其內在邏輯產生出解釋體系的經驗,就是具有完整性和生命力的經驗,而不是依附于具體理論并被具體理論宰制的碎片化現象與材料。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將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中那些在小循環中被忽視了的前提、預設和共識清理出來,才能真正產生能夠解釋中國實踐、服務中國實踐的有主體性的中國理論,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同西方社會科學的一般理論而非具體結論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對話。

    在小循環主導的學術研究中,刻意強調研究的規范性,以至于學術論文的八股化日益嚴重,學術話語同實踐話語完全割裂,自說自話,文風佶屈聱牙,形式繁復臃腫,內容卻蒼白無力。賀雪峰強調,大循環需要田野的靈感、野性的思維、直白的文風,在深耕經驗的基礎上,大膽假設,大進大出,大破大立,相互爭鳴,這個階段應該是相對粗糙的,甚至野蠻成長的,切切不能本末倒置,用繁文縟節的規范限制甚至扼殺學術創新和學術表達。這正是賀雪峰經常說的寫文章不要太認真”“做研究不是寫文章的深意所在。

    大循環需要打好兩個基礎,一個是社會科學一般理論和方法訓練的基礎,這是基本學術訓練,只有經過這個訓練,才能具備進入經驗、實現大循環的基本能力。因此,賀雪峰一直非常強調閱讀西方社會科學經典理論書籍。在學生培養實踐中,這個要求被操作為兩年左右閱讀150本左右的西方經典理論。經典理論的閱讀訓練,主要不是掌握具體的社會科學知識和結論,而是訓練思維能力。第二個基礎是深耕經驗,形成經驗質感,賀雪峰強調要呼嘯著走向田野。在學生培養實踐中,這是緊接著經典訓練之后的經驗訓練,具體要求是400天左右的駐村調研。經驗訓練的方法,就是我下文要介紹的飽和經驗法

    ()飽和經驗法

    大循環的關鍵是深耕經驗。飽和經驗法,就是賀雪峰對華中鄉土派經驗研究方法的總結。飽和經驗法既是一種理論認識,又是一種調查操作技術,自然,它也是研究者進行學術訓練(尤其是經驗訓練)的方法。

    每個人都有自己個體化的生活經驗,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建立在個體化經驗基礎上的閱世能力,會很自然地影響一個人的處世能力和研究偏好。不過,畢竟個體化經驗是有局限的,如果對這種局限性缺乏足夠警醒和反思,任由其左右自己的學術判斷,就可能是危險的。個體化生活經驗之外,研究者還會接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訓練。但是,由于現代社會科學分科過于專業和精細,這就給研究者戴上了有色眼鏡,可能喪失對完整經驗的感知能力。經驗本身具有完整性、自洽性、靈活性和全息性,是跨專業跨學科的,深耕經驗必須要能夠具備完整感知經驗的能力,就要能夠克服上述缺陷。建立在飽和式調研基礎上的飽和經驗訓練,就是一個好方法。所謂飽和式調研,就是研究者直接地、長期地、反復地浸泡在經驗中,與經驗進行充分的全方位的身與心的互動,觀察經驗、體驗經驗、理解經驗,逐步形成真正的經驗質感。經驗質感是飽和訓練的必然產物,它是一種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能力,一種能夠管中窺豹的能力,一種能夠被經驗激發的悟性,一種能夠在經驗中提出問題并解釋問題的能力,總之,是一種真正的經驗研究的能力。賀雪峰將飽和經驗法的原則總結為不預設問題”“大進大出、總體把握”“不斷重復,具體方法則包括多點調研、區域比較;集體調研、現場研討;不分專題、全面調研等。具體內容,受篇幅限制就不贅述了,感興趣者可以參考賀雪峰發表的《飽和經驗法》一文。或者更直接的,參與賀雪峰團隊的調研,大家一起在經驗現場交流討論。

    賀雪峰說,飽和經驗法還是一項探索,同成熟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相比更顯稚嫩,還很難對其進行精確定義,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說法在哲學上也有爭議。飽和經驗法追求的并非找到絕對真理,而是對經驗本身的深刻認識與解釋。基于此,在對經驗深刻認識基礎上,就可以展開有效的討論、對話,以及批評、爭論,誰都不以掌握最后真理自居,就能夠真正實現在深耕中國經驗基礎上的百家爭鳴。

    這篇文章已經夠長了,希望它的篇幅和我拙劣的表述能力,不至于影響讀者的閱讀,更重要的是不會影響大家對賀雪峰學術思想的了解。我想,它至少提供了一個粗糙的線索吧。最后,援引賀雪峰常說的一句話作為結束:中國社會科學一定要經歷一個野蠻成長、英雄輩出同時也是魚目混珠的叢林時代,這也是一個出大師的時代。

    我們幸生中國,我們欣逢時代,讓我們一起呼嘯著奔向田野吧!

  • 責任編輯:whj
  • 相關文章
  • 發表評論
  • 評分: 1 2 3 4 5

        
  • ·請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各項有關法律法規。
  • ·用戶需對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務過程中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直接或間接導致的)。
  • ·本站管理員有權保留或刪除評論內容。
世界乒乓球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