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村舉大債,白條一大堆。”這已成為個別地方村級債務的真實寫照。有的村白條竟然打了近40年,到底是誰欠下的都無從找起。

    記者近日在西部多地采訪發現,部分農村負債問題嚴重。有的村負債幾十萬,有的超過千萬;有的是上個世紀的“白條”,有的是近幾年的新債;有的村干部被圍追堵截不敢出門,有的村干部被逼借高利貸替村還債。“舊債未了又添新債”,多數村沒有償還能力,只能眼睜睜看著村級債務如雪球般越滾越大。


    欠債幾十年:白條一大堆

    “白條到底有多少張我記不清了,不過應該有1公斤重。”呼和浩特市新城區生蓋營村村民云有貞反映,從2008年至2013年,十多位村干部因檢查、雇工等用餐,在他家飯館打了30多萬元的白條,一直未還。記者看到,這些泛黃的白條欠款額從一百多元到幾百元不等。

    事件引起新城區政府關注,在紀委等部門介入下,30多萬元的債務最終決定“誰打的白條誰來還”。盡管村干部們覺得有些無奈,但又不得不“擔當”。前任村主任委屈地說,自己只是作為村委會的法定代表人在欠條上簽了字,這筆錢跟他沒關系。白條到底由誰來還仍在爭議中。然而,記者發現,這筆陳年舊賬僅是生蓋營村村級債務的冰山一角。

    這幾天,生蓋營村的村支書劉建平、村主任渠源湖被催債整得焦頭爛額。“有好幾撥人同時討債,其中一家企業盯得最緊,三年前村里欠下人家土地補償費80萬元,天天打電話催。”劉建平說,“企業讓我給打個欠條,我才不哩,一打條就會被起訴。”渠源湖顯得更為焦慮,他說,等年底幾個工程審計完就該付款了,村里的缺口估計有三四百萬元,到時日子更不好過。

    記者在基層調查發現,日子不好過的不止生蓋營村。記者隨機入戶了烏蘭察布市一鄉鎮,據“三資核算”結果,鎮里8個村中有5個負債,其中一個村負債27萬余元。記者來到該村采訪,村支書向記者倒出了一肚子苦水。他講述,債務主要有村干部多年前的工資、村干部墊資、雇工費、機電井維修費等,有的是1997年欠下的工資,有的是新近欠下的維修費。“歷屆村兩委欠下30多位村民的錢,父親死了,兒子接著要,擰得很緊。”

    存量大、增量多、無償還能力,這幾乎是大多數村子面臨的普遍問題。有的村白條打了近40年,到底是誰欠下的都無從找起。而近幾年新增的債務更是量大驚人。某縣的村級債務規模達7.9億元,僅一個鎮的村級債務就達7700萬元,其中最多的一個村負債超過1000萬元,總負債占總資產的50%。陳年舊賬一般是吃喝欠下的,新的債務大多用于公共事業、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村集體經濟發展等。


    “民告村”接二連三:村干部玩起“躲貓貓”

    催債的壓力和躲債的困擾,讓一些村干部苦不堪言。烏蘭察布市一村支書郭海俊苦笑自己是“兩肩挑”村干部,一肩挑著發展的擔子,一肩挑著沉重債務。前些年他按照鎮里安排,聯系挖機隊為村里拆危舊房,欠下150萬元工錢,20多名工人直接堵門、扣車,賴在他家不走。迫不得已,他借高利貸等還了40萬元。“我去鎮里要了四五十趟,真不知道哪天能還清。”

    最近,在某個全國文明村當村支書的董建軍“壓力山大”。他剛收到債主通知,“我要起訴你們村,等著法院傳喚吧”。他講述,評全國文明村前后幾年,村里組織了200多次村民才藝展示,其間招呼大伙用餐,欠下約12萬元餐費;村里蓋起戲臺,村民和上級領導要求唱戲,累計欠下約49萬元演出費,劇團甚至把他家的幾車水果扣走抵債。“這次是因為還不起錢,一個戲班子起訴了村里。”

    這種“民告村”的案例不在少數。在內蒙古中部一村莊,村集體欠了四五十戶農民的錢,村民多次索要未果,告到了鎮紀委,還有的直接將村委會告上法庭。

    此外,村級債務的形成還與財務管理松散,項目建設村級匹配金額過大,個別村寅吃卯糧超能力發展等因素相關。一些村干部為還舊債拆東墻補西墻,甚至突破了專款專用限制。2014年,赤峰市山嘴村25萬元地面硬化項目中,村支書、村主任將本應20厘米厚的水泥混凝土,降為10厘米,節省下11萬元還了村級欠債,2017年兩名村干部被問責。

    還有一些村,對待村級債務走了極端,怕生債而不敢想、不敢干,認為“撥多少錢就干多少錢的事,沒錢就不干事,不干事就不會負債”。這種“等靠要”思想同樣制約農村發展。采訪中,一些村干部表示,寧肯不發展也不負債,哪怕欠下一塊錢,最后都是找自己來要。


    多數欠債為發展:發展還債是正途

    債務不是洪水猛獸,一個地方有債務并不代表有問題,沒有債務也不說明就是好現象。業內專家和基層干部認為,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債務問題,既不能談“債”色變,也不能聽之任之。

    記者調查發現,多數村級債務是為了推動當地經濟發展。因此,對待村級債務,需區別對待舊債和新債,開展專題調研,分門別類提出解決方案。有的地方,媒體一曝光,紀檢監察部門一介入,迅速了結,顯然不是最合理的辦法。

    基層呼吁,全面從嚴治黨,還要加強對基層權力的監督,加強基層“微腐敗”治理,在村級債務問題中嚴肅追責,查處懲戒一批蒼蠅,讓涉事人員付出應有的代價,切實解決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當務之急是要摸清債務底數,分類施策,集中清理舊賬。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潔等人認為,各地應全面核查村級債務底數及成因,然后因村、因債分類處置。可采取結對抵沖銷債,對債權人已不存在或已放棄債權的呆賬依法核銷,盤活存量資產化債等多種方式化債。

    具體來看,首先要增加基層公共建設投入,破解集體經濟難題。尤其是偏遠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配套壓力較大,有村干部表示,因為拿不出配套經費,好項目也不敢要。多位縣委書記和鄉鎮干部認為,化債還是要靠發展,通過政策引導、項目支持等方式,積極培育村集體經濟。涉及土地使用上,加大改革力度,可通過靈活置換土地等方式,為農村發展留出空間,使村集體經濟在化債和防債方面發揮源頭活水作用。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村本級支出明顯加大,而在很多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缺乏村集體經濟,上級撥付的辦公經費又很有限,讓村集體捉襟見肘,很多工作不欠債無法開展。

    包頭市沙爾沁一村去年辦公經費僅有3.5萬元,集體經濟收入為零,靠著討要欠款獲得8萬元收入。“一家人吃喝拉撒一年,3.5萬元都不夠,更別說一個2700多人的大村子。”村支書王夢寧介紹,去年僅村委會各類工作人員工資,就支出7萬多元,此外還因維修路面等產生了支出,不僅沒結余,村主任還墊進去7萬元。“村里還有三四十萬的舊債,廁所馬上要塌,根本拿不出錢修,只能貼張紙讓大伙當心。”

    其次要完善村級財務制度,劃定債務率紅線。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田孟表示,在村級債務問題中,還需警惕“無責任的發展欲”,處理好“弱發展能力”與“強發展欲望”的關系。業內人士認為,應完善村級財務制度,強化預算管理,劃出債務率紅線,確保債務“適度、可控、短期”,把化債與防債列入村干部,特別是村支書政績考核內容,并把村干部離任審計真正落實到位,避免任期內無限制、無責任舉債。

    此外,還要樹立過緊日子思想,嚴格壓縮支出。在推進新農村建設同時,應在村兩委中大力弘揚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精神,合理規劃項目建設,認真確定每一項開支,減少隨意增加非必要性開支,嚴禁舉債列支村級非生產性支出,嚴格控制盲目舉債行為。


    (記者:張麗娜、王靖、安路蒙 北京報道)


  • 責任編輯:tm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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