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織起來辦小事:理解農村集體制的一個視角


    王德福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湖北武漢,430072)


    摘要:作為社會主義實踐的產物,“集體”重塑了中國農村的社會單元,深刻影響了農民的認同與行為邏輯。本文從集體的內涵、功能、形成、變遷與遺產等方面,系統探討了農村集體制的社會學意義,提出“組織起來辦小事”的認識視角,揭示了集體在連接國家與農民關系上的關鍵作用。

    關鍵詞:集體 人民公社制度 組織起來 國家與農民


    在中國農村的語境中,“集體”是一個有明確所指的概念許多地方的農民仍習慣用“大集體”指稱那段特殊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甚至不少上了年紀的農民仍習慣沿用“公社”“大隊”“小隊”“社員”來稱呼如今的“鄉鎮政府”“村委會”“村民小組”和村民。毋庸置疑的是,作為社會主義實踐的產物,“集體”曾經重塑了中國農村的社會單元,深刻影響了農民的認同與行為邏輯。盡管農村體制改革已經40年,但“集體”仍然以不同形式存在于鄉村社會和農民生活之中,不同程度影響著當下的農村和農民。它不僅是華西村、南街村等以集體經濟聞名于世的村莊,也不僅是殘留的眾多建筑遺跡,更是一種制度,一種社會組織形態,一種文化與價值體系。本文將從社會學角度,提供一個認識農村集體制的視角,探討“集體”的內涵與功能,辨析其歷史傳承與演變。

    一、“集體”的內涵
    一般而言,中國農村的集體時期指的是農村人民公社時期,它從1958年《關于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頒布開始,至1978年啟動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為止。1983年農村基本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發布,標志著“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正式結束。在村莊一級,“集體”就是由生產大隊和生產隊構成的政社合一的集體經濟組織,及其衍生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文化形態。具體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
    首先,集體是一種組織形式。人民公社體制是農村合作化運動的產物,從最初的農民生產互助組,逐漸發展為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最終發展為人民公社。隨著合作層次提高,組織形式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經過幾年的探索,1962年,《農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頒布,“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組織體制正式確立,從此穩定存在了二十年時間。所謂“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就是實行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組織體系,集體所有制存在三個層次,生產隊為最基礎的所有權單位和經濟核算單位。個別地方實行兩級組織體系,則是公社-生產(大)隊兩級,生產隊仍然是基礎。作為一種組織形式,集體是政社合一的,它既是集體經濟組織,又是基層政權組織,有其管理機關、權力機關,有集體資產,有組織運行制度。作為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即“社員”),農民之間的關系除了傳統的內生性社會關系外,增加了共同生產分配、參與集體經營管理的關系。同最初生產互助的合作關系相比,集體組織成員間的關系強度要大得多,集體與成員間也建立起基于集體所有制的權利義務關系。由此,集體就超越了一般的互助合作組織,全方位地重組了鄉村社會。
    其次,集體是一種村莊社會邊界的確認。土地既是村莊存在的物質基礎,也是農民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以土地集體所有制為基礎,村莊被明晰地劃分為若干生產隊,并由此與其他村莊確立了土地邊界和社會邊界。建立在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集體生產經營活動,則不斷強化著農民對于生產隊、生產大隊的身份認同。此外,集體內經常性的政治運動、公共事務管理、文化娛樂等公共活動同村莊內生的社會交往活動,共同強化著集體作為一個社會共同體的認同。在公共性的對外交往和農民私人性的通婚、互助等交往活動中,集體是最重要的標識身份的社會符號。生產隊生產經營搞得好壞,甚至可以成為地方社會中影響婚姻行為的決定性因素。社會邊界的確認,也是對村落地域空間邊界的確認,使集體成為一個血緣、地緣和業緣高度重合的社會單元。
    再次,集體生產出特殊的行為邏輯。作為一種新的認同單位,集體同傳統的宗族血緣認同和村落認同相比,根本性變化是其具有現代性的“公”的屬性。傳統血緣地緣認同產生的超出個體和家庭之上的認同,本質上仍然是“私”的認同的延伸與擴大化,這種認同產生的行為邏輯是特殊主義的,是地方性的,難以形成與國家的同構。“集體”并非內生的,而是現代國家的公的屬性向村莊的延伸。“公”的認同產生區別于傳統的行為邏輯,那就是集體主義。集體主義行為邏輯是貫通小集體和大國家的,在這個邏輯下,“保家衛國”“舍小家顧大家”“先集體后個人”才是可能的①。集體主義確實存在對個人的約束甚至壓制,但它更強調一種先后關系而非互斥關系。集體主義邏輯,準確地說是“先集體后個人”,它毋寧說是一種實現個人利益的特殊方式,即通過集體的方式和集體利益的實現,而更好地實現個人。正是這種集體主義,創造了農田水利建設等傳統社會難以實現的自然與社會改造成就。
    最后,集體還是一種歸屬與價值體系。正如上文所說,集體是對傳統村落血緣和地緣認同的超越,它將農民從傳統的“小共同體”認同中解放出來,建立起對現代國家這個大共同體的認同。這其實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非常重要但卻容易被忽視的成果。我們是一個有著悠久倫理文化傳統的國家,特別是經過宋明時期的鄉村建設,宗族庶民化實現了宗族對鄉村社會的重組[1],從此農民被編織進嚴密的族權體系和宗族文化中,這也成為中國農民最重要的歸屬與價值體系。同救贖性宗教文化中,個體直接從上帝那里獲取歸屬和人生意義不同,中國農民一直是通過血緣關系在“祖先-子孫”的綿延脈絡和村落熟人社會中安身立命的。同國家這個大共同體打交道一直是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權利,普通農民只是在村落中“生于斯死于斯”。集體對宗族村落的重組,則將農民的認同層次超越出血緣地緣的限制,直接與國家貫通。傳統農村的歸屬與價值體系是內生的,但也是封閉的,集體則是開放性的。這種歸屬于價值體系,尤其表現在農村女性獲得“解放”后所表現出的參與生產事務、家庭決策、公共事務乃至政治活動的熱情上[2]114。歸屬和價值體系的重構,是農民精神層面和心靈層面的深刻變革,從而也是深刻的社會變革。這是我們認識“集體”內涵不應忽視的重要面相。
    二、“集體”的形成
    “集體”是對原有村落組織形態的重構,但并不意味著顛覆與替代,實際上,農民能夠相對迅速地完成認同轉型,并適應集體組織下的生產生活方式,正是因為集體與傳統村落組織形態之間有著內在的傳承性。“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能夠最終穩定下來,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內在傳承性在起作用。
    1、“集體”的歷史淵源
    追溯集體的歷史淵源,最重要的就是傳統的村落共同體與村落自治。傳統時期,農業生產力水平低下,有限的農業剩余無法支撐中央政權對農村基層的全覆蓋,加上王朝統治內在的簡約治理[3],形成了所謂“皇權不下縣”的格局,鄉村社會在宗族和地方士紳的主導下,實現了相當程度的自治。
    皇權不下縣,某種意義上是以皇權的權力讓渡換取地方勢力的支持,主要是完成賦稅與勞役任務,在此之外,除非發生重大災情,鄉村社會的秩序和公共品供給,都由地方勢力主導,國家既少干涉也很少有直接的支持。這就要求村落本身具備一定的治理資源和治理能力,而這基本上來自宗族組織或其他自治組織(如北方農村的會首制)對村落資源的汲取和對村落成員的動員。對農民來說,無論是應對婚喪嫁娶蓋房建屋等人生大事,還是防匪防盜抗洪防汛等應急事件,都離不開村落組織的支持,只要這些功能需求沒有更好的替代方式,農民就必須一定程度上與村落組織建立依附和庇護關系。
    農村合作化或者說集體化運動,本來只是農民自發的生產互助行為,其實也是傳統邏輯的一種延續。但是,當其進入國家視野,便很快與新中國的國家工業化和國家政權建設需求發生了化學反應,并被納入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軌道上來。集體化所建立的公社體制,是國家政權體系首次下沉和滲透到鄉村社會,實現了億萬農民歷史性的全民組織化,集體組織則取代傳統的宗族或會首制等組織形式,成為鄉村社會的主導組織形態。在實現上述深刻變革的同時,集體也與傳統的村落組織存在某種傳承,或者說,它是對傳統村社制度的強化與再造。
    2、“集體”:傳統村落社會空間的強化與再造
    集體對傳統村落社會空間的強化與再造可以從四個方面理解:一是確認了傳統村落的地理邊界。農村合作化運動曾經有一段盲目擴大合作層次的時期,尤其出現了“一平二調”的所謂“刮共產風”問題,引起農民的不滿與抵制。擴大合作層次,實際上就是突破傳統的自然村落邊界,尤其是資產資源的產權邊界,超出了農民最合適的認同與行動單位。1962年確立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相當程度上是對傳統村落單元的回歸②。在村落發育比較成熟的地區,這個規定實際上就是對原有自然村落邊界的確認。自然村落是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形成并穩定下來的,已經與農民的居住習慣、生活習慣、社交活動、生產半徑等緊密融合在一起。生產隊以此為邊界,更加符合農村實際和農民習慣。當然,這樣不能一概而論。生產隊與自然村落邊界重合,主要集中在自然村落規模較小,生產大隊范圍內涵蓋多個自然村落的地區。一些大規模人口聚居的村落,就會被劃分為若干個生產隊,村落邊界是超過生產隊的。但即使如此,生產隊的邊界必須在村落熟人社會范圍內卻是一樣的。二是再生產了村落熟人社會。由于生產隊邊界在熟人社會內部,而農民最主要的生產生活又發生在生產隊中,這樣一來,生產隊的運行實際上就是在對熟人社會進行再生產。集體化的生產勞動,其密度和強度都遠超傳統時期農民之間的互助合作,一些血緣關系不發達的農村,也因此普遍產生隊內通婚,姻緣關系進一步強化了地緣關系。生產隊還成為新的人情交往單位,婚喪嫁娶建房蓋屋互相幫忙,發生頻繁的人情往來,而人情往來是農民確認與再生產社會資本的主要方式。此外,生產隊內的公共事務管理活動、生產隊之間的勞動競賽等等,在強化集體認同的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熟人社會的內部整合。這種整合強度比傳統時期要明顯高出很多。
    上述兩個方面是對傳統村社制度的強化,接下來的兩個方面則更多屬于改造的性質。一是集體形塑了部分農村的村落形態。比如江漢平原的某些地區,歷史上長江水患頻仍,許多地方的農民都是半漁半耕的生計方式,流動性非常高,解放前一直沒有形成成熟穩定的村落。集體時期,農民組織起來,圍湖造田、興修水利,不僅徹底改變了農業生產條件,也由此改變了生活方式,農民實現了定居,村莊也以生產隊為單位建立起來。再比如川渝地區,歷史上租佃發達,農民大多是雇農,租住在地主家,流動性也非常高。土改分田分房,農民才擺脫雇農身份,在受雇地主所在的地方定居下來,后來的生產隊也以此為基礎建立,農民這才有了村莊觀念。時至今日,川渝地區農民仍然沿用集體時期的認同,習慣將自然村落稱為“社”。再比如,許多地區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農業學大寨”期間,進行了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和新農村建設,原來自然發育的村落形態被改變,農民實現了集中居住,村莊也進行了重新規劃與建設,有的沿著水渠道路一線鋪開,有的經過撤并建設新村,村落形態一直保持至今。二是前文強調過的,集體重塑了農民的國家認同,徹底打破了原來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小共同體認同,是億萬農民從狹隘的宗族村落限制中解放出來,成為現代國家的一分子,這里不再贅述。

    三、“集體”的功能
    1、國家與集體:辦大事與辦小事
    我們常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于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這當然是從國家能力的角度來講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國家資源動員和配置能力的表現,也是國家在資源硬約束下進行超常規資源動員和配置的手段③。人民公社體制,將億萬分散的農民高度組織起來,解決了傳統時期國家與農民交易成本過高的困境,極大地提高了國家的資源汲取效率[4]。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村集體化為國家工業化的迅速推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這當然并不意味著國家放棄對農村和農民的責任。集體時期,國家對農村最主要的支持就是大江大河治理和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徹底改善了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這時期建成的從田間地頭到大江大河的完整的水利體系,一直到今天都在讓億萬農民受益。這樣的建設之所以能夠實現,正是得益于集體化所建立的農村組織體系。正是這套組織體系,使得國家能夠對農村最富裕(也是唯一富裕)的勞動力資源進行高強度動員,再輔之以少量的經濟資源投入,實現這一偉大成就。當時,國家工業體系尚未建成,城市工商業容納不了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因此,農閑時期就產生了勞動力資源的閑置。這樣的格局下,農業生產中的勞動力過密化問題是難以化解的,只有在國家工業化建成了相對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國際環境又得以改善的情況下,富裕的農村勞動力才能轉移到城市工商業體系,農村勞動力也因此具備了市場價值。但在當時,被束縛在農村的勞動力價值其實是非常有限的,這也是國家能夠進行高強度動員的基礎。
    除了這些大型建設外,農民面臨更多的還是生產生活中的小事。這些彌散在日常生產生活中的小事,每天都會發生,事關農民的切身利益,是農民最主要的需求。國家能力在再強大,也無法時刻在場,辦理小事,回應日常性的需求。在傳統時期,這些小事是村落自治的內容,也就是族權和紳權的管轄范圍。因為缺乏國家的有效監控,村落自治很容易失控,族權紳權過于強大,農民又是分散的,行動能力有限,自身權益很容易受到侵害。集體的優勢在于,它將全部農民有效動員和組織起來,每個人都參與到集體事務當中,加上國家主導的周期性群眾運動,就比較好的解決了基層代理人失控的問題。這樣,集體組織作為國家權力的末梢,就具備了更有效的為農民辦小事的能力。
    2、組織起來辦小事
    集體辦小事的功能可以從四個方面理解,即公共物品的自我供給、公共事務的自主治理和社會事務的自我支持。
    公共物品包括生產生活基礎設施等物質性公共品和教育、醫療等非物質性的公共服務,這是由集體自我供給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的資金和勞動力由集體籌集,資金通過集體積累完成。這是集體分配制度中非常重要的方面,集體收益除了按照工分制分配給農民外,其余都用于擴大再生產和公共事務開支。勞動力資源則通過動員完成,農民投工投勞都可以計算工分,參與到集體分配中。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凡是適合由村級舉辦的,都由集體承擔,民辦教師、赤腳醫生這兩個群體,便是集體時期農村公共服務自我供給的兩大創造,農村掃除文盲和普及基本醫療衛生都是依靠這樣的體制實現的。
    公共事務包括兩類,一是集體生產、經營和管理等事務,二是民間糾紛調解等事務。集體在公共事務治理上的自主權,在《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中有明確規定,比如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自主權表現為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直接組織生產,組織收益的分配。生產隊范圍內的土地、勞動力、資產資源等,都由生產隊支配,生產大隊、公社未經縣人民政府批準或社員群眾同意,無權直接抽調。生產隊長幾乎就是大家長,除了要根據上級計劃指標結合本隊情況,安排好農業生產,還要負責本生產隊內社會秩序的維持。舉凡民事糾紛、家庭糾紛等都要通過生產隊來化解。
    所謂社會事務,主要就是農民面臨的婚喪嫁娶建房蓋屋等人生大事,這些事情對農民來說,其一生可能只會經歷一次,是其最重要的人生任務。完成這些人生大事,既需要充分動員家庭資源,還離不開社會支持。無論是鄉村社會的文化習俗、社會制度,還是農民家庭資源的有限性,都決定了沒有任何家庭可以憑一己之力完成。正如前文所述,在許多地緣性較強的農村地區,生產隊通過辦理這些社會事務,已經成為鄉村社會的人情單位。時至今日,但凡誰家辦酒,整個生產隊(現在的村民小組)全部家庭都要送人情吃酒席。

    四、“集體”的變遷與遺產
    1、“集體”的遠去
    1978年,農村啟動體制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取代集體制。經濟體制改革也推動了農村基層政權體制改革,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解體,鄉鎮政府和村民自治的“鄉政村治”體制開始形成。198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開始試行,1998年正式施行,這個體制正式確立。
    “集體”的遠去首先是鄉村組織形式的變革。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的三級組織體系,變為鄉鎮政府-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名義上村級組織不再是鄉鎮政府的下級組織或派出機構,而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新的基層組織體系剝離了經濟屬性,回歸單純的政治屬性,甚至嚴格來說,村組兩級組織并不屬于基層政權。經濟屬性的剝離在相當長時期內,主要還是集體生產和分配職能的取消,村組兩級組織仍然擔負著完成國家稅費征收和組織“兩工”(積累工和義務工)的責任,并且仍然要組織村民開展農田水利建設,也就是說,村組兩級仍然在農業生產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村組兩級也仍然要從農民那里收取提留統籌,用于支付村級公共事務開支,供給村莊公共品,其中就包括以“普九”為核心的鄉村基礎教育服務。2002年,隨著農村稅費改革開始,村組開始逐步從農業生產中退出,到2006年國家全面取消農業稅,村組喪失從農民那里收取提留統籌的權力,普遍陷入運行困境。于是,各地普遍實行了新一輪的農村綜合改革,通過撤村并組精簡村干部,減少地方財政壓力,湖北甚至在全省取消村民小組長設置。村組治理能力嚴重弱化,這種狀況一直維持至今。
    農村改革在實踐中被農民簡稱為“分田到戶”,實際上真正“分”的何止土地,當時的普遍情況是,生產大隊和生產隊所有的集體資產,甚至牲畜、農具等,都被徹底分光。農業生產經營單位重新回歸家庭,農民獲得了生產經營自主權。取消農業稅之前,村組兩級可以向農民收取提留統籌,用于村莊公共事務,這也是農民承包集體土地履行的義務,并因此享受村組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農民與村組的權利義務關系相對比較均衡。村組也因此掌握一定的約束手段,可以治理稅費征收、村莊公共建設中的釘子戶和搭便車者。取消農業稅以后,農民與村組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完全失衡,村組約束釘子戶和搭便車者的手段喪失,辦小事的能力因此而下降。因此,盡管近年來國家不斷加大對農村的資源投入,用于支持村莊公共品供給和公共服務,但由于村級組織的弱化,使得國家資源無法完全有效與農民差異化的需求相對接,甚至出現分利行為,鄉村治理陷入內卷化困境[5]。
    村組組織的弱化和農民個體自主權的強化,直接導致村莊空間利用和空間改造陷入無序狀態,比較普遍的就是農民建房的混亂、對公共空間(如村莊公共堰塘、機耕道路)的肆意侵占以及農地細碎狀況的固化。這種情況還表現在各種形式的鄉村規劃和鄉村建設中。近年來許多地方斥巨資編制村莊規劃,試圖通過規劃約束和引導農民的建房行為,提高村莊土地資源和空間利用效率,但由于缺乏村級組織的強有力約束,這些村莊規劃基本上淪為一紙空文,根本難以落地。而無論是政府主導還是學者、建筑師主導的鄉村建設,在實踐中往往因為村組織難以約束部分村民的謀利行為,導致理想設計難以實現,建設過程變成一場與部分農民斗智斗勇的利益博弈。

    2、“集體”的遺產
    當然,集體雖然遠去,但其留下的遺產卻依然發揮著持久的影響力,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四個方面:一是物質遺產,也就是一些農村保留下來的集體時期建設的房屋、水利體系等物質性的資產,這些物質遺產有的已經荒廢,有的則仍然在發揮作用。二是制度遺產,即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農地和宅基地的集體所有制,保障了農民仍然能夠從集體獲得具有福利性質的宅基地,取消農業稅以后,承包耕地也等于成為農民的福利保障。集體所有制最重要的貢獻是,在城市化過程中,它給予了相對弱勢的農民以基礎保障和退路,使得農民能夠在城鄉間進退有據,自主合理地安排家庭城市化節奏。可以說,集體所有制是中國特色的漸進式城市化道路的根本制度基礎。當然,隨著近年來的財產化導向的土地制度改革,村組兩級的集體所有權在喪失了土地調整權后已經瓦解,極大限制了集體所有制在村莊治理中的制度優勢的發揮。第三個方面就是前文多次強調的,集體強化了熟人社會認同,在許多地方,村民小組仍然是一個舉辦紅白喜事的人情交往單位,集體已然與自然村落完全融為一體。第四個方面可以稱為文化遺產,通過對傳統族權的打擊和集體時期的平等主義教育,農民徹底地不可逆地從傳統血緣關系和地方小共同體的依附關系中解放出來,他們的人生意義不再只是從這個依附關系中獲得,而是可以完全依靠個人的努力和個體的成功來實現,這是成為現代人的關鍵一步,這使得中國農民迥異于沒有經歷過類似社會革命的印度和東亞其他社會。同時,平等主義文化塑造了一種農民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社會價值競爭的氛圍,而不再像傳統時期那樣,家庭競爭被嚴格約束在血緣結構之中,小共同體的整合需要會壓制家庭價值的過分張揚與獨立,這在某種程度上是賦予了個人以獨立自主的人格權利,實現了傳統農民在人格上的現代轉型,中國農民“走出祖蔭”,走向現代社會。這也是當下鄉村社會激烈的社會競爭以及諸多社會變遷的根本原因,一種新型的鄉村文化正在成長成型。

    注釋:
    ①需要注意的是,集體主義行為邏輯,不能簡化為“集體-個體”的二元對立,這在以往西方心理學研究中幾乎成為一個共識。
    ②《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提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是生產隊,要求生產隊的規模應該根據土地的數量和遠近、居住的集中或者分散、勞動力能夠搭配得開、畜力和農具能夠配套、有利于發展多種經營等等條件確定。生產隊規模定下來以后,長期不變。
    ③集中力量辦大事,往往意味著國家將有限資源優先配置到急需的方面,而不得不犧牲其他方面,即使只是暫時犧牲。必須承認的是,新中國建立后的相當長時期內,我們都是在國際環境不利而內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于是,我們的工業化就不得不選擇了一條通過自我剝削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路徑,其表現就是國家從農村汲取資源用于工業化建設,而農村從國家得到的資源反饋卻一直比較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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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受邀參加“回望中國城鄉社會與空間機制-2017AA武漢訪校學術研討會”的發言稿,后發表于《新建筑》2018年第5期。
  • 責任編輯:王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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