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鄉村建設:旅游致富還是宜居保底

    ——兼議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


    摘 要 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是農民應對城市化和市場風險的退路和保障。對于全國大多數普通農村來說,鄉村建設都應服從和服務于將農村建設成為農民保底的宜居之所。除了持續進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民物質生活條件外,我們更要加強鄉村的文化建設,營造自然生態與人文生態和諧統一的宜居村莊,這也是鄉村振興更具普遍意義的實現路徑。

    關鍵詞 鄉村振興;鄉村旅游;鄉村建設;文化建設


    一、美麗鄉村升級版:村莊景區化

    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標。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做了具體部署。一時間,社會各界強烈關注、廣泛熱議,皆有摩拳擦掌、到農村大干一番之勢。

    從政策延續性上看,鄉村振興戰略與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一脈相承,并且有了創新性的發展。比如,將“生產發展”提升為“產業興旺”,將“村容整潔”擴充為“生態宜居”,將“管理民主”豐富為“治理有效”等,明確提高了對新農村建設的目標要求,這顯然是建立在十幾年成就斐然的新農村建設基礎上的。新農村建設過程中,許多地方自主探索了新農村建設模式,比如,安徽實施的“美好鄉村”建設、浙江實施的“美麗鄉村建設”。其中,源自浙江并影響全國的“美麗鄉村建設”實踐,其經驗最為豐富、成熟,僅2013年到2016年,中央財政用于支持美麗鄉村建設的財政資金就達98億元[1]。鄉村振興戰略中的許多政策要求,都與浙江的經驗不謀而合。現在,不少人將鄉村旅游作為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方向,提出讓農民吃上“生態飯”“旅游飯”[2],“讓城里人有一個好的休閑去處”[3]。實際上,浙江早就在謀劃并實踐了將美麗鄉村建設同鄉村旅游相結合,近來更是提出“美麗鄉村升級版”和“全域旅游”,主要做法是按照景區標準改造村莊,計劃到2020年,全省有1萬個村成為A級以上景區村,其中1 000個村達到3A級景區村標準,在此基礎上大力推動、發展包括鄉村旅游在內的全域旅游,以旅游帶動農村三產融合與產業興旺,推動人財物資源向農村聚集,從而帶領農民致富。

    二、新農村建設的演進

    村莊景區化無疑是一個非常大膽的規劃設計,是地方政府主導的鄉村建設模式的又一次創新。自實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來,各地政府的普遍做法是通過公共財政資源的投入,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農村道路建設、電網改造,以及農田水利建設,解決的是農民生產生活中最迫切的問題。這個階段持續時間比較長,甚至可以說至今仍在延續,當然建設標準也在逐步提高。比如,道路建設就從通村公路延伸到通組道路,甚至組內道路和田間機耕道硬化。因其解決的是最迫切的基礎問題,所以受益面非常廣,與農民需求對接非常有效。這個階段可以稱為“基礎性建設”階段。第二個階段則是近幾年推動的改水改廁和城鄉環衛一體化工作。這個階段的建設是按照城市標準對村莊進行環境整治,改變農民長久以來的生活方式。比如,一些地方推動的農村自來水工程、生活污水治理、村莊常態化保潔、旱廁改水廁,等等。這些建設不同于第一階段的基礎設施建設,更多的是解決農民的改善性需求,而且因過分追求城鄉一體化,與農村實際情況和農民生活習慣的巨大張力,導致其建設標準過高、長效管理機制不完善等問題比較突出。可以稱這個階段為“改善性建設”階段。目前,全國絕大多數地方政府主導的鄉村建設,都在從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過渡。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農村基礎條件等方面的差異,各地發展并不均衡。以浙江為代表的東部發達地區則已開始進入第三個階段,也就是前文所說的村莊景區化建設。景區化建設基本是指按照景區標準對村莊進行改造,盡管各地都會強調要保持鄉土特色,避免千村一面,但從實踐效果來看,所謂“鄉土特色”基本是有名無實,形神脫離。從筆者在浙江農村的調研情況來看,景區化建設主要涉及對農民房屋的外立面美化,村莊環境整治,廁所、游步道和旅游標識等配套設施建設。所謂的鄉土特色,基本是按照地方傳統民居形式的改造,在農民自建的現代樓房外面披上傳統的外衣,粉墻黛瓦,碎石漆面,再點綴上竹林掩映的景觀小品。雖然設計師會根據地方特色在景觀形態上進行差異化設計,可本質上不過是上述基本元素的排列組合。這種景觀改造美則美矣,滿足的卻是設計師和城里人的審美需求。而這種審美觀明顯是靜態的,似乎中國鄉村存在一種亙古不變的建筑風格——無論時代怎么發展,農民生產生活形式怎樣變化,風格卻是不變的。問題是鄉土社會已然發生深刻變革,成為“半熟人社會”的樣態[4],農民自主選擇的建筑形態便是這種社會變遷的表現。所謂“鄉土特色”的審美改造是在借助資本和權力的力量,將“他者”意愿強行介入農民生活之中,農民作為建筑和村莊的主人,他們的美學觀念反而不自覺地被這些外來力量當成了“落后”“粗俗”、需要被改造的對象。換句話說,真正的“鄉土”似乎太土了,太不美觀了,太不適合被城市人欣賞了,必須改造成符合城市人審美需要的所謂“鄉土特色”。坦白說,筆者看不出這種邏輯同拆古仿古有什么區別。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景區化建設可以被稱為附加性建設,它同基礎性建設不同,基礎性建設可以與農民的內生需求契合或對接;它也同改善性建設不同,改善性建設是在一個更高的標準上(且不考慮這種標準的適用性問題)提升農民生產生活品質,仍然與農民內生需求相關聯,景區化建設卻與農民需求關系不大,是附加性的、外生性的甚至是異質性的。沒有它,農民正常的生產生活不受影響,有了它,有時反而會受負面影響。

    三、旅游致富

    景區化建設同前兩個階段的村莊建設的最大區別在于其背后有著明確的產業發展的政策目標。之前,村莊建設主要解決與農民生活相關的公共服務問題,農村產業支持主要靠農田水利建設和相應產業政策實現。景區化建設則首次將村莊建設與產業發展結合起來。

    歷史上有過三次比較大的集中性的農村產業政策供給:第一次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鄉村工業化,延續農村改革前的社隊企業模式,各地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一時間村村點火戶戶冒煙,涌現出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三角模式等相對成熟的鄉村工業化模式。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深刻變革,鄉鎮企業生產經營環境惡化,紛紛主動或被動轉制,這個大規模的鄉村工業化階段宣告結束。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一些不適宜發展鄉村工業的地方,大力推動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各地政府鼓勵農民發展糧食種植業之外的蔬菜、水果等經濟作物種植業和養殖業,因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存在強迫命令,這次政府主導的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被稱為“逼民致富”[5],其教訓就是政府違背經濟規律,一哄而上導致農產品滯銷,除了少數地方如山東壽光等成功外,大多數地方均以失敗告終。第三次則是近年來的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在農民大量外出務工的情況下,政府擔心農業無人經營,加上通過土地流轉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政策預期,各地大力推進規模化的土地流轉,鼓勵城市工商資本下鄉,并出臺土地流轉補貼、產業化政策補貼等各種扶持政策。政策實踐中依然難免命令強迫性問題,并很快引發人們對資本下鄉兼并土地和農村的穩定根基的擔心[6]。經過大約十年的實踐,一方面土地流轉空間不大,另一方面近年來農產品價格不振,資本下鄉經營農業動力不足,且過程中暴露出諸多問題,目前各地政府推進力度明顯減弱。這次產業政策暴露出的一個根本問題,是規模化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難以與億萬分散經營的農戶實現緊密利益的融合,農業現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普通農民。近來,中央強調現代農業要與分散的小農戶有效對接,也是基于我國特殊國情提出的。

    可以看出來,除鄉村工業化試圖在農村發展第二產業外,其余兩次大的產業政策都是在第一產業——農業上做文章。然而,在農業GDP不到國民經濟總量的10%并將持續下降的前提下,作為弱質產業的農業,很難產出能使數億農民致富的經濟價值。因此,近年來各界開始關注“三產融合”,提升農業附加值,目的仍然是增加農民致富途徑。正是在這個邏輯下,加上我國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城市市民休閑旅游需求活躍,于是鄉村旅游便成為新的“救命稻草”。發展與農事體驗相結合的旅游觀光、休閑餐飲、健康養生等產業,農民可以在農業收入之外,從下鄉旅游消費的城里人手里再賺一筆,從而增加收入,實現美麗鄉村與美麗經濟的完美結合。政府之所以大規模投入財政資源對農村進行景區化改造,目的就是完善鄉村旅游的基礎設施和配套條件,為旅游產業發展奠定基礎。景區化建設,從一開始就帶有明確的產業發展導向。

    然而,從實踐情況來看,如今各地一哄而上的鄉村旅游恐怕依然難免前幾次政府主導的農村產業政策實踐遇到的問題。筆者在調研中發現,目前對鄉村旅游最積極的階層,除了政府便是城市工商資本。經過前面投資農業的經驗教訓,工商資本更能發現旅游業的利益空間。在這方面,他們顯然比普通農民和一些返鄉創業的年輕大學生們(一些地方稱之為“農創客”)市場嗅覺更敏銳,將經濟機會轉化為經濟價值的能力也更強。于是,一些實力雄厚的大資本以健康養生、養老醫療、休閑度假等名義,將農村未開發、生態條件良好的山林谷地“圈占”起來,在一些地方政策支持下(如“坡地村鎮”“點狀出讓”)搞房產開發、建設豪華酒店,將原本屬于公共資源的綠水青山變成自家的金山銀山,而農民僅能從中分得有限的租金收入和名額有限且并不穩定的務工機會。至于按照景區標準建設的村莊,由于鄉村旅游天然的季節性特點,加上依托于種植業的采摘休閑等旅游活動的低黏著性,導致其產出的經濟效益非常有限,難以吸引絕大多數農民留在村莊。也就是說,對于大多數一般農民來說,鄉村旅游能夠帶來的最多只是旅游旺季時兼業經營的附加收入,而外出務工仍然是他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更根本的結構性約束在于旅游產業的空間屬性和旅游產品本身的差異化要求決定了其不可能遍地開花。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成熟大都市群的周圍,因為消費者群體規模較大,經濟發展水平和交通便捷程度較高等優勢,或許可以發展出區域性鄉村旅游市場,而全國大多數地區的鄉村旅游仍然主要依靠點狀分布的城市帶動,其輻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從這個角度講,對于全國農村特別是廣大的中西部農村來說,通過發展鄉村旅游實現產業興旺,帶動農民致富,達到鄉村振興,恐怕只是一廂情愿。即使是分布在比較活躍的區域性鄉村旅游市場中的農村,也不可能實現均等化發展和均質化受益。以產業發展為目的的高標準景區化村莊建設不具有普遍意義,鄉村振興和鄉村建設要選擇更合適的路徑。

    四、宜居與保底

    鄉村建設也好,鄉村振興也罷,都要在我國現代化和城市化的大局中考量。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實現黨的十九大確立的新三步走戰略,既需要抓住有利的國際戰略機遇期,也需要穩定有利的國內環境。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成為現代化強國就意味著對現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巨大改變,涉及復雜且深刻的利益格局重組,這就決定了現代化進程中必然面臨各種外部挑戰甚至圍堵,存在諸多不確定性風險。在此前提下,我們更加迫切地需要有一個穩定有利的國內環境作為依托,以應對各種可能性和不確定性。在這個意義上,城市為發動機、農村為穩定器的城鄉二元結構[7],恰好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正是在這個飽受爭議甚至詬病的城鄉二元結構基礎上,我們實現了持續三十多年的高速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農村所扮演的社會穩定器和勞動力蓄水池功不可沒。有了農村這個穩定器和蓄水池,我們的城市化過程盡管空前迅速,但依然是彈性可控的和高質量的,并沒有陷入拉美等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城市貧民窟化的過度城市化困境。農民在城鄉間周期性地流動,也可以依據家庭生計與發展狀況,高度自主性地進行決策與操作,而免于被強勢資本裹挾,淪為徹底的無產者和社會底層人員。農民在城鄉間進退有據的流動,既符合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的實際國情,更是農民自主理性選擇的結果。它體現的是農民家庭內最優化資源配置的接力式進城現象,是農民依據生產生活周期的進取與退養,它造成的社會后果是農村盡管在城市化中處于人財物流失的不利地位,但由于農民依然需要依托農村和農業自養與退養,我們的農村便仍然保持著一定的生機與活力,而沒有陷入徹底的普遍性的衰敗。國家啟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來,巨量的國家資源持續投向農村,極大地改善了農村基礎設施條件,提升了農民生產生活質量,使農民可以更加從容地實現接力式進城的目標。

    作為穩定器與蓄水池的農村,可以支撐少數農民在地化致富,他們將大多數農民外出務工后騰出的鄉村經濟機會轉化為經濟價值,比如,規模經營、鄉村經濟等等,能夠在農村獲得不低于進城務工經商的經濟收入,從而獲得體面的社會地位,成為鄉村社會的中堅力量。這些中堅農民與留守在鄉村的老弱婦孺群體,構成了當下鄉村社會的主體結構。在漫長的進城道路上,一些人成功了,一些人失敗了。年輕人懷揣夢想,寧在城市討飯,不回農村種地,但當他們年華老去,上有老下有小,城市又難以立足,總歸還有村莊可以退守。農村,是我們在高速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必須為農民保留的一塊大后方。換句話說,就全國普遍情況而言,村莊首先需要的不是一塊創業致富的沃土,而是一條保底的退路。在“大花園”與“大后方”的決策天平上,或許江浙等少數發達地區可以選擇前者,但對于全國大多數普通村莊來說,選擇后者才更為合理。

    鄉村建設就是要圍繞“保底”這個原則展開。我們要讓留在農村的中堅力量能夠得到鄉村經濟機會的持續滋養,要讓留守在農村的老弱婦孺生活得幸福,要把農村建設成為宜居宜養的空間,尤其是適宜億萬農村老年人低成本養老的地方。讓農村生活與輕便的農耕勞作結合,便會使農村老年人獲得不低于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為我們這樣的人口大國創造應對老齡化的新路。進言之,村莊建設的生態宜居水平不應以讓農民吃上“生態飯”“旅游飯”的經濟指標衡量,而是要以農民體面生活的社會指標衡量。綠水青山,首先是農民社會福利的一部分,不要急于把它們變成經濟利益,變成金山銀山,尤其不要變成少數人的金山銀山。

    五、鄉村振興的關鍵是文化振興

    從實踐情況來看,無論是政府主導的鄉村建設,還是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間化的鄉村建設,都集中在村莊物質環境的改造方面。除此之外,政府和市場力量還尤其關注農村的產業發展與市場機會。其共同點是投入產出快、效果明顯、可視程度高。產業發展效果爭議較大,但農村基礎設施和硬件環境的改善是毋庸置疑的。毫不意外的是,鄉村振興戰略提出后,各界熱議焦點依然是村莊整治、鄉村旅游等話題,對治理有效、鄉風文明等村莊軟環境的關注明顯不足。

    在未來較長時期內全國大多數村莊仍將主要發揮保底功能的前提下,人們只關注對少數村莊適用的鄉村旅游,這是一種誤解甚至誤導。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在國家已經并將繼續進行資源投入,以改善絕大多數一般農村的硬件基礎設施,從而使農民生產生活的物質條件得到更好保障的前提下,在這些一般農村如何著手進行鄉村振興?鄉村建設又從何處發力?

    筆者以為,對于全國大多數地區的一般農村來說,鄉村振興的關鍵是文化振興。文化振興包括但不限于“鄉風文明”,區別于但又有助于“治理有效”。鄉村建設也應從以硬環境為主的建設轉向以軟環境為主的建設,服務于鄉村社會的文化重建與文化振興。依照筆者近年來在全國各地農村的調研情況來看,當下的鄉村社會普遍出現物質生活豐裕而文化生活匱乏的問題。人口流動和村莊開放使建立在傳統農業社會基礎上的鄉土文化迅速衰敗。這就出現了中國農村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局面——廣大農民獲得了空前充裕的物質財富和閑暇時間,卻缺乏健康積極的文化生活,導致“有錢有閑沒意思,全國一片麻將聲”。在黃淮海平原地區的農村,由于缺乏積極健康的文化生活,辦喪事時跳脫衣舞、辦喜事無下限鬧婚等低俗活動大量出現,一些地下邪教組織等趁機發展蔓延。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農村老年人群體。他們消費能力不足,生活半徑有限,在這個不斷變化的社會中更加無所適從,文化生活的匱乏于這個群體而言更加嚴重。

    村莊之宜居,顯然不僅僅是生態環境的外在美,更重要的是包括文化在內的鄉村社會人文環境的內在美。文化振興就是要在適應鄉村社會巨變的前提下實現鄉土文明的創造性轉化,營造宜居的鄉村人文環境。只有真正實現文化振興,農民的物質財富才能有效轉化為社會福利,給農民更多的獲得感與幸福感,他們生活才能既有意思又有意義。這樣的鄉村振興,才是真正的以農民為主體的、服務于農民的鄉村振興。

    參考文獻

    [1] 張曉山.解決“三農”問題的行動綱領[J].中國人大,2017(23):34-36.

    [2] 韓俊.鄉村振興.順應億萬農民新期待[N].人民日報,2018-1-14(2).

    [3] 葉興慶.如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J].吉林農業,2018(2):6-9.

    [4] 賀雪峰.未來農村社會形態:半熟人社會[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4-19(A8).

    [5] 馬明潔,孫立平.權力經營與經營式動員—一個“逼民致富”的案例分析[M]//王漢生,楊善華.農村基層政權運行與村民自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6] 王德福.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建設的實踐錯位與路徑反思[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6(2):20-27+91.

    [7] 賀雪峰.論中國式城市化與城市化道路[J].中國農村觀察,2014(1):2-12.


    作者簡介

    王德福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本文發表于《城市建筑》2018年第13期

  • 責任編輯:王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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