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前位置:文章首頁 >> 理論探討 >> 理論精華 >>
  • 黃宗智:怎樣推進中國農產品縱向一體化物流的發展?
  •  2018-01-30 22:25:38   作者:黃宗智   來源:   點擊:0   評論:0
  •  【字號:
  • 怎樣推進中國農產品縱向一體化物流的發展?

    ——美國、中國和 “東亞模式”的比較

     

    黃宗智

     

    內容提要:本文從比較中國和美國的農業體系出發,論析兩種不同體系所包含的不同邏輯,并說明和解釋兩者農產品物流體系之間的不同。然后論析了中國農業和“東亞模式”中的日本以及臺灣地區農業以小農場為現代農業主體的基本共同點,進而分析日本-臺灣地區比較發達的新型物流體系的基本結構及其所展示的組織和運作邏輯,說明其對中國的啟示。最后,據此評析國家改革期間的農業政策和其最新動向,借此來指明中國發展新型農產品物流體系的道路。文章考慮了三種主要政治經濟模式和理論:一是美國(相對市場經濟而言的)資本主義“規制型國家”,二是日本和臺灣地區所顯示的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地區”及其基于社區合作社的農業縱向一體化體系,最后是中國的(可以稱作)半國企半民企經濟實體之上的“發展型國家”及其可能形成的類似于日本-臺灣地區經驗的農業合作社。筆者認為中國未來有可能會形成一種比較獨特的新型政治經濟模式。

    關鍵詞:農產品物流體系 美國模式 日本-臺灣地區的“東亞模式” 橫向一體化VS. 縱向一體化  “發展型國家”理論

     

    How to Advance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Logistics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 Comparison of the U.S., China, and Japan-Taiwan’s Approach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 comparison of the U. S. and Chinese agricultural systems, analyzes their different logics, and thereby explains their different logistical system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t then demonstrates the basic commonality of small-farming of the Chinese and Japan-Taiwan agricultural systems, and analyzes the basic organization and logic of the advanced Japan-Taiwan logistical system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demonstrate their relevance as a model for China.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comments on the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the past decades of China’s Reform era, as well as the most recent turn in that thinking, to point to a path for developing a new logistical system in China. The article considers three major political-economic models and theories: the American “regulatory state” vis-à-vis its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 Japan-Taiwan “developmental state” as well as their village community-based cooperatives vis-à-vis their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ies, and finally, China’s (what might be termed) “semi-soci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its possible adoption of the Japan-Taiwan type of cooperativ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China might well develop a distinctive, new-style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

     

    Key words: logistical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American model, the Japan-Taiwan model, horizontal integration vs. vertic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

     

     

    本文從比較中國和美國的農業體系出發,論析兩種不同體系所包含的不同邏輯,并說明和解釋兩者農產品物流體系之間的不同。然后論析了中國農業和“東亞模式”中的日本以及臺灣地區農業以小農場為現代農業主體的基本共同點,進而分析日本-臺灣地區比較發達的新型物流體系的基本結構及其所展示的組織和運作邏輯,說明其對中國的啟示。最后,據此評析國家改革期間的農業政策和其最新動向,借此來指明中國發展新型農產品物流體系的道路。

    文章考慮了三種主要政治經濟模式和理論:一是美國(相對市場經濟而言的)資本主義規制型國家”(regulatory state),二是日本和臺灣地區所顯示的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地區developmental state)以及其基于社區合作社的農業縱向一體化體系,最后是中國半國企(國有和國有控股)半民企經濟實體(Szamosszegi and Kyle, 2011; 黃宗智,2012:10)之上的發展型國家”及其可能形成的類似于日本-臺灣地區經驗的農業合作社。筆者認為中國未來有可能會形成一種比較獨特的新型政治經濟模式。

     

    一、中國和美國農業體系的基本不同

     

    中國的農業體系和美國極其不同。今天,中國的農業仍然是個以小農場為主體的體系,勞均耕地面積約10畝(總耕地面積約20億畝[衛星測量],務農人員約2億人),戶均約20畝。這和美國的農場完全不同,其平均面積將近2800畝(450英畝),要比中國的大一百多倍。

     

    美國農業的主體是大型農業公司和大型企業化家庭農場。其最大的2的農場生產其農業總產值的50,最大的9的農場(平均規模超過一萬畝)生產其農業總產值的73%。(USDA 2005:圖3、圖5)其中,有的更是“雙向一體化”(橫向與縱向一體化)的大型農業企業(agribusiness),集生產、物流和銷售于一身。由于美國的農場大多不僅是高度機械化的,也是高度自動化的實體,它們雇工并不是很多。在大型家庭農場中,以被廣為閱讀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2012年78月號)所特別突出的一個“典型”家庭農場為例,它實際上是個占地約33600畝(5600英畝)的企業,除了農場主之外還雇有兩名全職人員,另加眾多季節性(外籍)短工。(Freeland2012) 今天,美國全國較大的農場所雇全職(具有公民或長期居留身份)的“合法”職工共約80萬人,另加100萬到200萬的“非法”移民季節性短工。(Rodriguez2011)雖然如此,由于歷史原因,仍然有許多人把上述的實際虛構為一個“家庭農場”(family farm)體系,甚至把其等同于美國“國性”的核心。我們需要認識到,那是個源自美國民族主義的虛構,不是其農業和物流體系的真實寫照。(黃宗智,2014b:108及其后)

    正因為其農場規模較大,美國才有可能形成由許許多多各種各樣公司所組成的物流體系,做到一個緊密連接的縱向一體化供應鏈和銷售鏈,從包裝、加工、儲藏、運輸到銷售和配送。在生鮮產品領域,它能夠做到快速、高效、全程無斷鏈的“冷鏈”等。當然,這一切與其高度發達的交通和信息體系直接相關。與此相比,中國則由于任何企業都很難把千千萬萬分散的小農戶整合成一個縱向一體化的物流體系,除了較少的例外之外,一直沒有能夠形成美國那樣的物流體系。

    固然,美國農業也有一定數量的相對較小規模的農場,主要是生產高值農產品的小農場,尤其是有機農業的農場(雖然其產值達到農業整體的36.8%,但是它們只占到所有農業用地中的3.6%,而占地96.4的大田農業,所生產的則只是總產值中的63.2)(USDA2013:11)。其農業的大頭依然是大田農業。這也再次為我們說明,美國的稀缺資源主要是勞動力而不是土地,與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截然不同。與其相比,中國近三十年來發展的(筆者稱作)“勞動與資本雙密集”的高值小規模“新農業”(蔬果、肉禽魚、奶蛋等),如今占地規模已經達到全國總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比美國的比例高出將近十倍(其所占的農業總產值比例是三分之二,約四倍于“舊農業”的大田谷物種植——后者占地55.9,所占產值比例則才達到15.9%)。(黃宗智,未刊稿:第2章,表2.4;亦見黃宗智,2016:15,表4)

    與大型的大田作物農場不同,美國較小型的農場多借助專業合作社(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來進行銷售。其主要形式是“銷售合作社”(marketing cooperatives),區別于供應合作社(supply cooperatives),后者主要為會員聯合起來購買農資,以便獲取最好的折扣,前者則在農產品銷售量中占到重要的位置:譬如,占鮮奶的86,棉花的41,谷物和油籽的40,蔬果的20等。(USDA2000)這些合作社對農產品進行規模化的分級、包裝、運輸、儲藏、銷售等縱向一體化服務,而后按股或按銷售額分紅,起到的是與物流企業并行的縱向一體化作用。

    這里需要指出,美國的專業合作社在20世紀后半期經歷了基本的轉型。在20世紀20年代和20世紀30年代興起的合作社多是保護型-服務型的較小規模合作社,其主要目的是通過聯合來平衡小農場與大市場之間的不平等交易關系。但是,伴隨20世紀后半期的農業產業化以及農場的規模化和企業化,保護型的小合作社逐漸被營利性的公司化大合作社所取代。后者所提供的其實主要是規模化的加工、運輸、銷售等服務,其功能與一般物流企業基本相似。伴隨新型全球化經濟/貿易以及更高度標準化物流要求的廣泛興起,這些新型合作社不再把小農場主視作應該被保護和為之服務的主體,而越來越多地把其僅僅視作一個具有與其他要素 (資本、土地、技術投入)相同性質的、需要遵循最優化配置邏輯的“生產要素”,以便實現最高利潤。(Hogeland2006)如今,較大型的合作社大多已經成為和一般物流產業公司相似的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實體。

    處于整個物流體系頂端的是美國的農產品交易所。其中最早的(成立于1848年)是芝加哥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它于2005年成為一個上市的股份公司,2007年被納入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而組成如今美國最大的商品交易所公司,即CME集團(CME Group。如今,CME已經成為一個以期貨(futures——預定未來交貨日期價格的交易合約)交易為主的交易所,所涵蓋的貨品已經超出原來的農產品范圍,納入了金、銀、石油等期貨。一方面,農產品的期貨交易固然能夠促使交易者(生產者和消費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對農產品價格的走向做出具有某種根據的預期,在理想情況下可以做到更優的經濟決策;同時另一方面,也可以成為生產者的一種保險行為(如通過對沖買賣、套期保值等),盡可能使其所冒市場風險最小化。但是,它如今已經附帶了越來越大的投機性。眾多投機者憑借對市場價格走向的猜測來牟利。譬如,進入期貨交易的投機者,可以以1比10或更高的杠桿比例來投資(如憑3700美元來購買一個價值45000元的實貨——如1000桶石油——的合同),借此來擴大其投資的可能利潤。而且,投機者可以憑借產品期貨的合同來進行虛擬金融產品的買賣,而不是實貨的交易,甚至可以進入完全脫離實貨的交易,憑借其對市場價格波動的預測來賭博牟利。那是一種帶有巨大風險的交易行為——2008年的金融海嘯便是實例。(Commodities Futures Contract, 2017)也就是說,美國的農產品交易所已經高度金融產品化,其性質已經近似于金融市場的證券交易所,并且同樣可以進行電子交易。這就和中國多是以現買現賣而不是期貨和衍生資本為主的交易十分不同,也和日本-臺灣地區的大型批發市場交易不同(下面還要討論)。

    美國政府的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的主要任務是規制(regulatory——實施法規,監督、保證食品安全,提供信息等,目的是讓市場機制良好運作,但并不直接組織、投入農產品的生產或物流。其農業體系基本是由民營公司所主宰的,如批發和食品配送等公司,也有上述公司化的合作社,并有眾多包裝、運輸、冷鏈、銷售等各種物流環節的公司。總體來說,其縱向一體化的主體乃是企業而不是政府。

    主導美國整個農業體系的經濟理論是,政府的功能應被限定于確立市場的外部條件(法規、監管、技術和信息服務等),來確保市場規律的運作,但不可 “干預”自由市場的運作。雖然眾所周知,美國政府從1933年開始也積極給予眾多農場各種各樣的補貼,但其背后的理論(意識形態)依據是自由市場的邏輯和理論:農產品的需求相對其他消費品來說,不具備同等的彈性(人們消費食物的量是有自然限定的),因此,久而久之,會導致其實物價格滯后于消費市場整體。所以,要由政府來維持農產品相對其他消費品的“對等”(parity關系,不然,農場主的收入相比第二、第三產業將會日益下降,使農場主陷落至低收入的貧困階層。這個補貼政策背后的意識形態是個根據古典和新古典市場主義理論而自圓其說的理論,其基本主導概念仍然是市場供應-需求的平衡,仍然基本拒絕政府“干預”市場運作,前后一貫地堅持自由競爭性的市場乃是資源配置的最佳方式。(Mansfield, 1980: 93-100)

    與美國相比,我們立即可以看到,中國農業如今的“縱向一體化”體系是多么不同。如上所述,中國農業的主體如今是戶均耕地面積僅約20畝的小農戶,與美國的戶均約2800畝的農場截然不同。正因為農業的主體是小農戶而不是大的單位,中國農業的縱向一體化只可能高度依賴小農戶自己以及千千萬萬的小商小販。以河南省為例:在進入交易的農產品中,42是由小農戶自己銷售的,40是由小商販銷售的。(薛選登,2012)最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系統研究了從山東省臨沂市蒼山縣到上海市(距離約600公里)的生菜供應鏈,發現其物流損耗率約為21%—35。總體來說,中國的生鮮農產品(也是中國“新農業”的主要產品)在其物流過程中的損耗約為25%—30, 而美國則控制在7以下。至于豬肉,該項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供應鏈的開端主要是由小屠戶組成的,一般都沒有冷凍設備,那樣既造成高損耗,也影響食品安全,與美國具有完整冷鏈的新型物流體系十分不同。(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6:27-32)

    如此的情況決定了中國農產品縱向一體化(物流體系)的基本結構。中國的批發市場所面對的交易者只有少數是較大型的農場、公司和批發商,大多數是小農戶和其所依賴的小商小販。其所交易的農產品一般都欠缺規范化的包裝和分級。正因為如此,批發市場很難形成發達國家中比較普遍的大型交易,也缺乏動力、條件和資源來為小交易者提供儲藏設備和電子信息化等服務。在中國,除了一些大城市的大批發市場之外,農產品批發市場主要都是比較粗糙的,沒有現代化信息、儲藏服務的(也許可以稱作)“毛坯”批發市場,有的只是一個大棚,甚至只是一塊空地。(參見黃宗智,未刊稿:第9章)

    除了小農場和小商販的因素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批發市場大多是由幾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出資組建的。在中國借助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門機構的競爭機制來推進經濟發展的政策下,它們最關心的與其說是為小農戶服務,不如說是為本單位創收和盈利。它們更關心的是自身的“資本”投入的“回報”,而不是推進和發展農產品市場。在建設用地的高市價壓力下,為了滿足其投資者的回報要求,這些批發市場大多會收取較高的攤位費,而且,基本談不上新型儲藏和信息化等服務。其中的交易多是雙方的現貨、議價、對手交易,較少美國農產品的大型電子化、金融化(類似于證券市場)的期貨交易。(同上)

    如此的交易體系既源于小農經濟的現實,也源于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兩者一定程度上是互為因果的。在散漫的小生產者的現實下,我們較難想象更為現代化的批發市場。在營利性(講究資本回報率的)而不是服務性的政府部門行為的競爭機制下,我們也較難想象類似于東亞經驗的那種真正公益性的批發市場(下面再討論)。當然,這里也有中國相對落后的基礎設施(尤其是其公路體系)因素。

    最近幾年來,農產品電子商務大有異軍突起的態勢,成為一時的議論焦點。其論者指出,電子商務近幾年一直在以三位數的增長率極其快速發展,以至于2015年,國家商業部聲稱要在2000多個縣每縣設立一個電商服務中心和100家村級電商服務點,而阿里巴巴集團則宣稱,要在三到五年中投資100億元,建立1000個縣級運營中心,10萬個村級服務點。(洪濤、張偉林,2015:45,54) 這些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會使我們聯想到,也許,手機和互聯網正好解決了中國的億萬小農戶和億萬消費者的連接問題,可以成為更新中國物流體系的特殊捷徑。但是,細看《20142015年中國農產品電子商務發展報告》中的經驗證據,我們會認識到,農產品電子交易總額(800億元)其實僅占農產品物流總額(33000億元)的2.4(第47頁)。更重要的是,在全國共約4000戶的農產品電商中,僅僅有1是“盈利”的,4是“持平”的,88則是“略虧”的,7是“巨虧”的(第52頁)。報告還指出:“許多農產品的安全性不高,農藥殘留、激素殘留等不安全因素還大量存在”。根據國家工商總局2014年下半年對92批農產品電子商務樣品的監測發現,“手機行業正品率僅為28.57”,“化肥農資樣品正品率僅為20”。(同上)可以見得,在缺乏規范化、冷凍儲藏和運輸、基礎設施等的基本條件下,電子商務這條捷徑所可能起的作用還是比較有限的。

    總體來說,中國目前的農產品縱向一體化體系,不僅是個舊式的、低效的體系,也是個損耗高和成本高的體系。這是中國小農戶在大市場中所面對的主要困境,是其在農產品物流方面所面對的幾乎不可克服的困難。正因為如此,中國的農業勞動力成本雖然遠低于美國,但其農產品價格多已高過美國,尤其在土地密集的大田農業(糧食、棉花、油菜)方面如此(地多人少的美國的土地價格相對低廉),使中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黃宗智,未刊稿:第8章,后記)至于新農業方面,因為它主要是勞動和資本雙密集化的用地較少的高附加值生產,還勉強能夠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雖然,前景并不樂觀,而且在國內本身已經較普遍形成“種菜賠,買菜貴”的吊詭現象。(黃宗智,2017,尤見第138139頁)其中的一個關鍵原因是其物流成本要遠遠高于美國。據估計,中國糧食物流成本占其總成本的約40,生鮮產品(亦即筆者所謂的新農業產品)的同比則約60,而美國則前者才10%—20,后者約30。(劉運芹,2014)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布的數據,2015年中國的物流費用占GDP比重約16,要比美國同比高一倍(《2015年全國物流運行情況通報》,2016),而且看來是沒有考慮損耗的一個數據。這是中國如今農產品價格已經高于國際市場價格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樣下去,中國農業,無論新舊農業面臨的挑戰都還非常大。

    面對上述的現實,筆者這里要提的問題是:該怎樣改造、發展中國的物流體系?

     

    二、模仿美國模式?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其對2010年—2015年的《農產品冷鏈發展規劃》中,把對未來的主要希望寄予發展“第三方的”大物流企業。(《農產品冷鏈發展規劃》,2010,尤見第3節)目前這些實體在沿海發達地區固然有一定的發展,但其對中國農業整體所可能起的作用比較有限,主要是因為小生產者(而不是企業化的單位)仍然是農業主體,與其打交道的交易成本非常之高。何況,小農場展示了能夠壓倒大生產單位的強韌活力和創新力。部分原因是在中國的“半工半耕”社會形態下,它依賴的主要是家庭的較廉價輔助性勞動力。(黃宗智,未刊稿:第5章)我們因此一再看到,大型企業最終多經過訂單、合同等方式來借助這些廉價小生產者來進行農業生產,企業本身則從農業生產中退出,多演化為限于流通領域的商業資本,而且多是“賤買貴賣”型的舊型商業資本。它們與小生產者是處于敵對地位的,憑借盡可能壓低收購價和提高銷售價來贏利。它們不是新物流體系中能夠為小農戶連接大市場的一種創業性、開拓性的“賤買賤賣”的高效新型物流資本,憑借擴大營業額來擴大利潤。(黃宗智,未刊稿:第9章)上面我們已經看到,作為農業生產主體的小農戶和其不可或缺的小商小販,導致整個物流體系和批發市場亂哄哄的小交易局面,根本就談不上物流中的規范化、無縫隙的供應鏈和無斷鏈的冷鏈等基本新型物流要求。

    國家雖然多年來一直都在試圖模仿美國模式,政策上一直都向規模化農業企業(龍頭企業、大戶、超過100畝的“規模化”“大”“家庭農場”)傾斜,給予各種各樣的補貼、優惠和獎金,試圖通過他們來“帶動”中國農業的“產業化”,并提倡盡量促使“資本下鄉”。20世紀90年代實施這個基本政策之后,在2004年以來連續不斷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多次重申以及加強這個政策的力度,包括大力推動“土地流轉”。(黃宗智,2017,尤見第2節)但那樣的農業實體充其量也才是農業整體的較小部分。在全國的耕地中,可能才有約六分之一已被流轉(一個常用的數據是2014年的3.4億畝),其中,社區親鄰朋友間的流轉占到較高比例,如果占其三分之二的話,那么規模化的農場才占到總耕地面積中的六分之一的三分之一,即十八分之一,也就是說,不到6%,與國營農場占地的5近似,再高也應該不會超過10。其中,大型農業企業(龍頭企業)可能占到其中的約10, 即總耕地面積中的約1或更少。(黃宗智,未刊稿,尤見第2章、第6章、第11章)

    這里的關鍵原因是,在大田谷物農業中,小農場的每畝凈收益一般仍然要比雇工的(橫向一體化)大農場高約一倍。也就是說,規模化的大田農業需要從國家獲得約相當于其自身每畝凈收益的補貼才具備與小農場競爭的能力。這正是決策者在上海市松江區調查的實際經驗發現(雖然被有關領導人建構為證明了其對規模效益的信賴),上海市政府因此才會為所謂的(大)“家庭農場”提供大約相當于其本身凈收益的補貼和額外獎勵。在高度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上海市區,缺乏愿意種地的本地(戶籍)農民,那樣的政策也許是可以理解的,但被當作全國的典范來推廣,則有點脫離實際了(黃宗智,2014b:112-113;亦見黃宗智,未刊稿:第11章)而在勞動和資本雙密集的高附加值新農業中,小農場所占優勢更加明顯。家庭經營的小、中、大棚(約一、三、五畝規模)勞動成本比雇工經營(橫向一體化)的大農場低很多,因為它可以依賴自家的輔助勞動力,并依賴自家勞動力的自我激勵機制,不必依靠勞動力成本較高的雇工,更不需要聘用管理雇工的人員。在非定時但頻繁的勞動密集生產活動中,家庭輔助性勞動力要比定時的全職雇工具有更大的優勢。(黃宗智,未刊稿:第2章、第6章;亦見黃宗智,2016,2014b)

    至于國家2007年以來提倡的“專業合作社”,同樣也是個意圖模仿美國的規劃。其設想中的合作社是以企業化的農場為主體的,讓處于同一專業的單位聯合起來追求其共同的利益,讓其按股或按營業額進行分紅,所想象的是一個美國型的基本完全(資本主義)企業化的大經濟環境。但實際上,中國當前的農業實際主體仍然是小規模的小農家庭農場,而不是專業化的企業型農場。而且,一般小農戶缺乏對“專業”農產品市場的認識和聯合意向,其所認同的仍然主要是村莊社區的人脈關系。正是由于設想和現實的脫節,所謂的專業合作社中,真正符合國家政策設想中的合作社充其量也只不過是所有被稱作專業合作社中的一個較小比例(可能才有10%—20,甚或更少),而“虛”“偽”與“失敗”的合作社估計占到所有在冊合作社的一半或更多,其余則是兩種性質兼有的合作社。(黃宗智,2015a,尤見第2732頁;亦見黃宗智,2017:140-144;參較 HuZhang and Donaldson2017

    事實上,在中國目前農業經濟的現實下,對美國或想象中的美國模式的模仿政策說到底是一種空中樓閣的設想,去現實較遠,在短中期不可能起到大規模的作用,最多只能通過國家補貼來“發展”少數的相對富裕的農戶,不太可能起到推動大多數的小農農場發展的作用。我們亟須反思多年來國家偏重大農戶、無顧小農戶的政策。

     

    三、東亞模式的啟示

     

    最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亞洲開發銀行的資助下,與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合作,歷經兩年多的研究,提出了中國應該模仿“東亞”模式的政策建議。該報告中肯地指出,中國的小規模農業的實際,與美國基于大規模農場的實際截然相背,但與同樣是基于小農場的日本和臺灣地區農業則比較近似。所以,在農產品物流方面,中國應該借鑒的是日本和臺灣地區的經驗,而不是美國的經驗。(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6,尤見xvi-xviii,第62—65頁;截止20171025日,尚未見到此報告的中文版

    這正是筆者多年來的基本建議,這里借此機會再一次梳理主要數據和其所包含的邏輯。日本今天的務農戶戶均耕地面積是約30,臺灣地區則約15畝,相對中國的勞均約10畝(總耕地面積約20億畝,務農人員約2億人),戶均20來畝,這些都與美國戶均約2800畝形成極其鮮明的對照。正如以上所論述的,分散的小規模農場決定了中國今天的農產品物流體系的基本狀態,即沒有組織化的小農戶,加上千千萬萬的小商小販,再加上沒有新式設備的毛坯型批發市場低效、高損耗、高成本的物流體系。這些基本現實也正制約著試圖模仿美國模式的政策的可能作用。

    在如此的局面下,中國的批發市場不可能具備發達國家的條件。以其物流體系的“第一公里”為例:在發達國家中,規范化的包裝、分級和信息搜集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其中,通過信息技術而做到產品的可追溯性(traceability是進入新型物流體系的前提條件:譬如,肉產品要具備從“繁殖-飼養-屠宰-加工-冷凍-配送-零售全流程各個環節的可追溯性,確保其屠宰加工和運輸環節等冷鏈達標,方能確保進入大批發市場的條件及其相關信息的準確性和肉食品的安全。在中國目前的物流體系下,如此的產地包裝和分級非常有限,絕大部分批發市場的交易并不具備那樣的條件。

    但日本和臺灣地區已經做到了。它們的物流體系是由兩個基本制度性條件組成的:一是基于社區而層層上延的農業合作社(日本稱作“農協”),乃是從生產者到批發市場的規模化縱向一體化的關鍵,由它們來進行初步的規范化加工、定級和包裝,然后沿著不同行政層級的合作社層層上延而進入批發市場,包括高效、快速、可靠的儲藏、冷凍、運輸等條件。二是由政府當作公益性服務而投資、設置的大型批發市場,具有冷藏和電子信息化等服務,由此具備一體化的新型物流條件。當然,高度發達的交通條件,特別是公路和鐵路,是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條件。

    日本和臺灣地區的合作社與中國的“專業合作社”很不一樣,它們覆蓋幾乎所有的農民。這是因為兩地政府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便比較明智地把基層支農資源和管理讓給了農村社區組織,由農民的合作社自主運作。正因為如此,兩地的合作社雖然一貫強調自愿參與和退出,但農民的參與率都達到90以上,基本等于是全體農民。(黃宗智,2015a)但中國2007年以來推動的專業合作社則采用美國模式,脫離了農民的基本村莊社區實體,設想的是不符合實際的以專業化、企業化農場為依據,讓農業大戶合并起來追求自身專業的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農民參與率較低。我們即便納入所有的所謂“合作社”(官方數據是涵蓋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農戶),包括“偽”“虛”和“失敗”的合作社在內,真正的合作社的覆蓋率充其量也才是其在冊數量的約20%,也就是說,只占所有農戶中的6%—7。(黃宗智,2017:140-147)同時,傳統的(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供銷社,目前也基本沒有在新物流體系中起到作用。其更新和改制仍然有待未來。而在日本和臺灣地區,基層的基于農村社區的合作社在新型物流體系“第一公里”中設定和施行標準化的農產品包裝和分級方面,便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6xvii)中國今后如果能夠改用日本-臺灣地區模式,如果能夠成功地改造規模龐大的舊供銷社這個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制度資源(全國共有約2.9萬個基層社,約33.8萬個基層網點,參見《全國供銷合作社系統2016年基本情況統計公報》,2017,把其納入新型的農業合作社,應該能夠借此建立一個比較新型的物流體系。一定程度上,那樣的合作社-供銷社其實等于是回歸其建立初衷,而不是后來所形成的低效官僚化機構。

    此外,另一個不錯的動向是,成都市自從2009年以來,已經采用由地方政府直接撥款給每個村的辦法來改進村莊的公共服務,其重點在水利、道路、橋梁、垃圾池等設施,并已經收到一定的成效。初始時每年向每村撥款20萬元,2017年看來會達到60萬元。(田莉,2016)其實,物流也可以被納入這樣一個制度,要么劃歸現有的“公共服務”范疇,要么另設專項。除了目前強調的基礎設施之外,還可以將進入城鎮市場的比較優良的農產品納入標準化的包裝和產品定級,而后由鄉鎮、縣(市)、區、省(市)級的合作社來負責建立完整的供應鏈,包括加工、儲藏、運輸。生鮮產品則盡可能通過改組的供銷社來建設完整無斷鏈的冷鏈。當然,大批發市場也要配備新型的配套設施,而那樣的責任則非地方政府莫屬。這就需要大量的投資來推動如此的公益服務,把其視作與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相似的公共服務。臺灣地區的市、省級批發市場正是如此與合作社搭配的。(《臺灣地區農產品批發市場年報》,2015)這要比中國過去多年來花費于龍頭企業和大戶補貼的資源投入,更能為真正的農業主體——小農戶——提供其所必需的新型和高效縱向一體化服務。

    日本和臺灣地區的大型批發市場(日本稱作“中央卸賣市場”)廣泛采用拍賣的方法來確定某一等級的某一產品的市價,是個公開、透明的操作方式。同時,在有限程度上還采用期貨交易,雖然沒有像美國那樣把農產品市場也基本納入全國高度金融化的商品投機交易體系,但政府組辦的批發市場有效地通過搜集農產品交易信息并將其廣泛傳播,使生產者、中間商和消費者都能夠據此做出決策。當然,政府的嚴密監督和管理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農產品物流》,MBA智庫百科;張京衛,2008)

    在美國農業的整體中,政府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規制和監督,不像日本和臺灣地區那樣領導組織農業合作社并直接設立大型公益性批發市場。上面已經說明,美國的農產品交易場所多是私營企業所設置的,而美國政府的農業“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的職責主要是規制市場的外部條件,包括監督(食品安全等)、提供信息等,雖然也提供被設想為可以維護市場供需均衡的農業補貼,但并不直接介入農產品生產、物流和銷售。后者基本上都是由企業化農場、專業合作社、民營農業公司和農產品交易所(公司)包辦的。政府所扮演角色的作用要遠小于日本、臺灣地區。此外,日本和臺灣地區的農產品交易市場主要是以現款現貨交易(現貨現買,亦即美國之所謂“spot-trading”)為主的;而美國的農產品交易市場則廣泛采用期貨交易,并且包括金、銀、石油等高價期貨,其實質已經成為類似于金融市場中的證券市場,有大量的投機資本進入,并不適用于中國。

    在基于村莊社區的由下而上的農業合作社與政府的由上而下的公益性投入、監督和策劃的搭配和協作下,日本和臺灣地區都成功地組建了高效的新型農產品物流體系。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在“第一公里”中,基層合作社與政府協同設定規范化的包裝和分級,為眾多農產品建立了可追溯的基本條件,而后通過更高級的農業合作社與農會(日本則是農協)進行儲藏、加工、運輸而進入新型的批發市場,而后從那里進入各種各樣的貨物配送渠道而達到個體消費者,完成從田間到餐桌的整個物流鏈條。

    此中的關鍵是農產品生產后的縱向一體化。我們看到,分散的小生產乃是新型物流體系的主要瓶頸,而其根源乃是資源稟賦的制約(人多地少)所導致的小農場。那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克服或轉化的問題。即便是日本-臺灣地區,在20世紀50年代建立合作社體系之后,已經經歷了將近70年,但如今其農場的規模仍然和中國相差無幾。這也說明在較長時期中,小農場仍然將是中國農業的基本現實。何況,中國農業比日本和臺灣地區規模大得多(2農業從業人員,相對于日本的約250萬人和臺灣地區的約77萬人),其從小農場到大企業的所謂“轉型”真是談何容易。

    總而言之,中國人多地少的勞動密集型小農業并不需要橫向的一體化、規模化,但確實需要規模化的縱向一體化。在這個問題上,日本和臺灣地區的歷史經驗說明的是,借助由下而上、基于農村社區的農業合作社(如日本的農協)來把無數的小農組織、整合起來,促使農產品經過規范化而進入縱向一體化,乃是一條行之有效的道路,比僅僅依賴對中國來說不符實際的企業化美國模式要有效得多。雖然如此,我們并不排除美國型的物流企業在某些發達地區起到一定作用。同時需要政府積極創辦公益性的新型大批發市場來配合合作社的作用,才能夠形成一個大制度框架來組建新型的物流。農業合作社和大批發市場的搭配和協作乃是日本和臺灣地區(以及韓國)成功發展現代化農業物流體系和提早進入發達國家/地區行列的關鍵。

    它也是原來占據日本-韓國-臺灣地區人口大多數的小農之所以沒有淪為社會的貧窮底層的關鍵(其基尼系數遠優于中國,參見C. I. A.,2015,轉引自黃宗智,2017:148)。應該說,它是世界上小農經濟國家進入發達國家行列至為成功的實例。當代中國已經在馬克思主義模式的計劃經濟和集體化農業下經歷了盲目信賴橫向一體化規模效益的錯誤,而后又在新自由主義英美模式理論下經歷了同樣的錯誤,今天亟須采用真正符合中國小農經濟實際的,由東亞型農村合作社與東亞型公益性批發市場兩者組成的縱向一體化發展道路。

     

    四、發展型國家模式?

     

    以上的論述也許會使人聯想到所謂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論。它是針對美國理論模式中設定的國家和市場經濟的二元對立而提出的理論。美國依據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強調的市場“看不見的手”的關鍵作用,堅持要盡可能使國家“干預”最小化。針對那樣的理論,“發展型國家”理論說明在日本以及其后在韓國、臺灣地區(以及香港、新加坡等)較后發達的地區所采用的不是兩者對立的模型,而是兩者在政府領導下搭配和協作的模式。政府把發展市場經濟設定為其主要目標,不僅積極設計和領導經濟發展,也采用推進發展的政策來協助民營企業,并為民營企業提供各種各樣的扶持,由此而實現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發展。

    根據該理論創始者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的分析,這個模式中的政府行為迥異于美國的“規制型國家”(regulatory state,日語譯為“規制指向型國家”),乃是一種“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日語譯為“發展指向型國家”)。在約翰遜的分析中,“英美”模式和日本模式同樣基本是以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為主的,但前者的國家功能和作為限于規制經濟的外部條件,防御違規的行為,為的是讓市場機制無干預地運作,讓其充分發揮其“看不見的手”的功能;后者依賴的則是國家領導發展的政策,干預市場并扶持企業來促進發展。(Johnson1982;亦見Johnson1999——此篇是他十幾年后針對批評他的模式的議論所作的一個總結性梳理、回應和澄清)

    這個針對古典和新古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在約翰遜之外,主要包括麻省理工學院(M. I. T.)經濟系講座教授阿姆斯登(Alice Amsden提出的以韓國為實例的“被指導的市場”(guided market)概念,以及倫敦經濟學院韋德(Robert Wade)教授提出的“被治理的市場”(governed market)概念。這些理論概括當然和我們上面的論析有一定的交搭。有的發展型國家模式論者甚至認為,它也完全適用于中國近幾十年的經驗,因為在中國,在其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國家無疑起到關鍵的推動和參與作用。(參見黃宗智,2015b)我們這里要問的是,中國是否真的可以簡單被認作是一個符合此理論的國家?如果中國今后在農業領域也采用日本的模式,是不是將會更符合 “發展型國家”模式?

    在筆者看來,我們首先要考慮到社會主義的理念在中國的政治經濟體系中仍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別的不說,中國經濟實體的一個基本特點是,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仍然占到全國非農經濟國內生產總值的將近一半,遠超過一般的“發展型國家”(黃宗智,2012:9-10)。而且,中國的黨國政治體制在改革期間的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實際上遠超過日本-臺灣地區政府在其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黃宗智,2015b)(同時,中國的政經體系也展示了比“發展型國家”要嚴重的威權主義官僚體制和貪污問題。)

    至于農業方面,中國無疑要比日本和臺灣地區的規模大得多:相比中國,日本農業面積和從業人員規模才相當于中國的約1.7,臺灣地區才相當于中國大陸的約0.4,而如今它們建立新型縱向一體化體系的過程已經跨越了將近70年的歷史,中國的類似過程肯定還會長得多。而且,即便中國真正采納了日本和臺灣地區的基于農村社區的合作化模式,其未來所形成的具體組織形式及其對中國政治經濟體系整體的影響還是個未知數。此外,我們還要考慮到,小農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最主要的社會基礎,也是改革期間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勞動力,還是近三十年來的新農業革命的主體,更是中華文明整體的基本根源。(黃宗智,未刊稿)其在未來的中國所可能占的位置和具有的影響,應該說還是一個現有任何理論都不可能預見的問題。

    約翰遜一貫特別強調,我們研究者要破除“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把單一種經驗——約翰遜稱作“英美經驗”(Anglo-American model)和“英美經濟學”(Anglo-American economics——普世化的強烈沖動。因為,真實世界絕對不可能按那樣的思維來理解。要認識真實的世界,我們必須兼顧歷史經驗的特殊性并對其進行適當概括,雖然這并不排除其概括也可能適用于某些其他國家,但絕對不可能也不應該追求普世性的理論。約翰遜認為,那樣的追求只是一種英美中心主義,試圖把全球都納入源自其自身的經驗概括,并且要求全球來模仿其發展模式。(Johnson1999

    約翰遜在原作出版17年之后解釋道,其本人的“發展型國家”“模式”主要是從對日本“通商產業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簡稱MITI)的檔案研究概括出來的,其專著較詳細地論述了該部在1925年之后,尤其是二戰后的一系列發展型政策和行為,并且前后一貫地突出了日本的特殊性。據約翰遜自己回憶,他的書稿只是在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當時極盛時期的總編貝爾(Jess Bell)的一再堅持下,最后才加上了一篇關于“日本模式”的結論章,但他從來無意要把日本模式建構為一個普世的模式。因為那樣的話,只會違反他自己一貫的認知進路。(Johnson1999:39-43)這就和筆者一貫強調的從實踐歷史中挖掘有經驗范圍限定的理論概括的學術研究進路比較相似。(黃宗智,2015c)

    約翰遜的“發展型國家”理論基本沒有考慮農村社區合作社所起的作用;它關注的重點是工業發展。而且,我們還要考慮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農協在其經濟體中所起的作用無疑一直在收縮,因為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所占比例日益降低,已經低于2,其經營活力也已經沒有之前那么強盛。(Godo,2001)雖然,對農民和農業來說,它無疑仍然十分關鍵。

    中國今天的農業和農民在國民經濟整體中所占的比例要比日本高出許多,而且其城鄉一體化肯定需要漫長得多的時間。此外,中國今天的經濟實體乃是一個半國企、半民企的體系,其國有企業仍然幾乎與民營企業平分天下,遠遠超過其在日本-臺灣地區所占比例。我們也許可以把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結構描述為半國企半民企的經濟實體之上的發展型,既非有的論者常用的“國家資本主義”也非經典的社會主義,不是約翰遜論析的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當然,更非英美的資本主義“規制型國家”。也就是說,中國和日本有許多基本的不同之處。雖然如此,沒有疑問的是,對中國如今面對的農業和農村進一步發展的緊迫需要來說,東亞模式的合作社乃是全球歷史經驗中最具有指示價值的一個模式。美國式的純資本主義農業生產和以企業為主體的橫向一體化模式其實已經在近幾十年的實踐中被證明是個功效比較有限的進路。

    最后,以農村社區為依據的農業合作社,如果真能成為中國建立新型農業縱向一體化物流體系的基本模式,將不僅會促進農業發展和提高農民的農業收益,借此解決目前嚴峻的城鄉差異問題,也將會促使農村社區的復興。它也有可能在中國促成一個新型的由下而上的政治參與和由上而下的國家領導之間的良性搭配,繼受中國革命傳統中延安時期的較為優良的“群眾路線”的一面。它說不定能夠促使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逐步進入一個具有更高度民主參與的形態。當然,此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說明東亞型農業合作社對中國農業生產和物流,以及農民、農村、農業的“三農問題”所可能起的作用。

     

     

    參考文獻

     

    2015年全國物流運行情況通報》,2016,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站,http://yxj.ndrc.gov.cn/xdwl/201605/t20160531_806054.html201791日訪問。

     

    《農產品冷鏈物流發展規劃》,2010,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站,http://bgt.ndrc.gov.cn/zcfb/201007/W020120820318263021716.pdf,2017101日訪問。

     

    洪濤、張偉林,2015,《20142015我國農產品電子商務發展報告》,載《中國商論》第Z1期,第4454頁。

     

    黃宗智,未刊稿,《中國新時代的小農經濟往哪里去?》,北京:法律出版社(即將出版)。

     

    黃宗智,2017,《中國農業發展三大模式:行政、放任與合作的利與弊》,載《開放時代》第1期,第128153頁。

     

    黃宗智,2016,《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19802010)》,載《開放時代》第2期,第1135頁。

     

    黃宗智,2015a,《農業合作化路徑選擇的兩大盲點:東亞農業合作化歷史經驗的啟示》,載《開放時代》第5期,第1835頁。

     

    黃宗智,2015b,《中國經濟是怎樣如此快速發展的?五種巧合的交匯》,載《開放時代》第3期,第100124頁。

     

    黃宗智,2015c,《實踐與理論:中國社會、經濟與法律的歷史與現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黃宗智,2014a,《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歷史、理論與現實》,三卷增訂版,第1卷:《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1986200020042009),北京:法律出版社。

     

    黃宗智,2014b,《家庭農場是中國農業的發展出路嗎?》,載《中國鄉村研究》第11輯,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黃宗智,2012,《國營公司與中國發展經驗:“國家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載《開放時代》第9期,第832頁。

     

    劉運芹,2014,《中美農產品物流發展的主要差距及原因探析》,載《對外經貿實務》第11期。

     

    《農產品物流》,MBA智庫百科網站,http://wiki.mbalib.com/wiki/%E5%86%9C%E4%BA%A7%E5%93%81%E7%89%A9%E6%B5%81,2017年1110日訪問。

     

    《臺灣地區農產品批發市場年報》,201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田莉,2016,《成都市推進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改革的實踐》,載《成都發展改革研究》第3期,轉引自四川經濟信息網,http://www.sc.cei.gov.cn/dir1009/223968.htm,2017年10月15日訪問。

     

    薛選登,2012,《日本農產品物流發展經驗及對河南的啟示》,載《林業經濟》第5,第125128

     

    張京衛,2008,《日本農產品物流發展模式分析與啟示》,載《農村經濟》第1期,第126129頁。

     

    《全國供銷合作社系統2016年基本情況統計公報》,2017,中國供銷合作網,http://www.chinacoop.gov.cn/HTML/2017/02/03/112357.html20171015日訪問。

     

    Chen, Cheng-Wei, 2015,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on Agricultural Marketing: The Taiwan Experience,” http://ap.fftc.agnet.org/ap_db.php?id=510&print=1, 20171015日訪問。

     

    “Commodities Futures Contract,” 2017, Investopedia, www.investopedia.com/terms/c/commodityfuturescontract.asp, 201710 15日訪問。

     

    Freeland, Chrystia, 2012, “The Triumph of the Family Farm,” Atlantic Monthly, July/August,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2/07/the-triumph-of-the-family-farm/308998/.

     

    Godo, Yoshihisa, 2000, The Chang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Japan’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NU Research Publications, https://openresearch-repository.anu.edu.au/handle/1885/40441.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2016, “Improving Logistics for Perish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nila, Philippin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ogeland, Julie A., 2005, “The Economic Culture of U.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Culture and Agriculture, Vol. 28, No. 2, pp. 67-79, http://web.missouri.edu/~cookml/AE4972/Hogeland.pdf.

     

    Hu, Zhanping, Qian Forrest Zhang, and John A. Donaldson, 2017, “Farmers’ Cooperatives in China: A Typology of Fraud and Failure,”  The China Journal, No. 78 (July), pp. 1-24.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Chalmers,  1999,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32-60.

     

    Mansfield, Edwin, 1980,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U.S.  Agriculture,” Economics: Principles, Problems, Decis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pp. 93-103.

     

    Rodriguez, Arturo, 2011, “Statement of Arturo S. Rodriguez, President of United Farm Workers of America,”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s Subcommittee on Immigrants, Refugees, and Border Security, October 4, https://www.google.com/#q=Statement+of+Arturo+S.+Rodriguez%2C+President+of+United+Farm+Workers+of+America.

     

    Szamosszegi, Andrew and Cole Kyle, 2011, “An analysi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state capitalism in China,” for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ct. 26: 1-116, http://www.uscc.gov/researchpapers/2011/10_26_11_CapitalTradeSOEStudy.pdf.

     

    USD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2013, “Farm Siz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U.S. Crop Farming,” ERR-152, https://www.ers.usda.gov/webdocs/publications/45108/39361_err152.zip?v=41526.

     

    USD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2005, “U. S. Farms: Numbers, Size and Ownership,” in “Structure and Finance of U.S. Farms: 2005 Family Farm Report,”  EIB-12, https://www.ers.usda.gov/webdocs/publications/43810/29468_eib12c_002.pdf?v=41879.

     

    USD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2000, “Understanding Cooperatives: Agricultural Marketing Cooperatives,” Cooperative Information Report 45, Section 15, https://www.rd.usda.gov/files/CIR45-15.pdf,

     

     

     

     

    責任編輯:周 慧

  • 責任編輯:sn
  • 相關文章
  • 發表評論
  • 評分: 1 2 3 4 5

        
  • ·請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各項有關法律法規。
  • ·用戶需對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務過程中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直接或間接導致的)。
  • ·本站管理員有權保留或刪除評論內容。
世界乒乓球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