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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級研究生讀書會12月第二次雙周論壇會議記錄
  •  2017-01-12 16:56:17   作者:易卓   來源: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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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月第一次雙周論壇會議記錄(11.24

    主講人:崔盼盼、吳歡歡

    主持人:王旭清

     

    崔盼盼:《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

     

    [易卓]:我就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正如你所談到的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是來解釋行動者的行動的,并且談到了一種在結構二重性作用下的行動與結構之間的互構以及行動的再生產,也就是對個體微觀結構的理解,那么這種結構化理論可以用來分析中層的社會實踐比如團體、組織和集體的行動么,是否是用同意的理論路徑來的,第二個問題是一個比較一般的問題就是你認為吉登斯的結構是什么內涵或者和其他的理論家的結構有什么不同?

     

    [盼盼]:吉登斯在后面會有講但是我還沒有看到,并且吉登斯認為宏觀社會學和微觀社會學的區分沒有意義,大概是因為他說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領域既不是個體行動者的經驗,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會總體的存在,而是在時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種社會實踐。所以結構化理論的適用性還是很廣泛的

    就結構來說,結構是抽象的,一方面表現結構化特征,另一方面代表規則和資源,所以結構并沒有本體論意義上的物質實體,就像社會關系一樣它是客觀的但并不可實際觸摸。

     

    [超凡]:你所說的行動的動力是什么,這種動力是不是無意識的?

     

    [盼盼]:并不是完全無意識,吉登斯說無意識不會直接作用于行動的動力,在這里有個行動的分層模式,分別是行動的反思性 理性化和動機的激發過程,吉登斯認為正是這三者復合構成人的有意圖的行動,所以在概念上可以如此區分,但是就人的行動來說是個統一的“知曉”過程,完全無意識動機不能單獨的發揮作用。

    [超凡]:我對吉登斯結構的看法其實就是行動和結構其實是同一個東西,它們是一體兩面的,行動就是等于結構,結構就是行動,

    [王黎]:雖然大家能夠理解你說的這句話,但是實在是太過于粗糙

    [紀芳];你說行動就是結構,你能舉個例子來解釋一下么。

    [超凡]:比如說一個人的經濟行動,在一個市場中,他的行為動機是由獲利動機來決定的,他要出售商品才能取得收入,但是消費者喜歡什么不是他能決定的,他必需根據市場信息和判斷來銷售,這種就是結構對他的影響,也可以說他行動本身就是結構的

    [易卓]:我認為大家對結構的理解困難主要是一種認知障礙,因為結構其實是一種性質,它只能在社會歷史的實踐中發揮作用,而這種結構性為結構化提供了基礎,沒有結構性結構化就不能產生,而沒有結構化對行動的生產過程,結構性就無法持存,那么結構本身并沒有可以孤立來討論和分析的可能性。

    [朱云]:你所講的區域話可以跟現代性里面的一些內容聯系起來。區域化是什么?

    [盼盼]:區域化指的就是場所之內或場所之間存在一些區域,它們在時間或空間上產生相對固定的分化,“指引”人們在一種比較熟悉的氛圍下進行自己的日常活動,而無需隨時考慮處在具體場所和互動過程中時,到底應該采取怎樣的行動。也就是說,因為區域化的相對固定和日常生活的例行化特征,人們一般是不假思索地在各個區域之間,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踐行著自己的生活軌跡。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當人們發生日常接觸時,經常會自然而然地把所處的場所、所遇到的行動者歸類,劃入一定的“區域”,以決定自己的行動方式。

    [毛毛]:區域化和脫域是不是一個意思?

    [旭清]:簡單的給大家總結一下就是區域化是進入、固定和習慣話,而脫域則是出來、分割再重組。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上)

    15社會學 崔盼盼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來源于對功能主義、結構主義、解釋學、進化理論等一些所謂“正統理論”的批判。他認為在這些理論中,蘊涵著各種二元對立,包括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整體論與個體論、決定論與唯意志論等二元論。結構化理論首先是概念上的重構,吉登斯要做的就是用結構二重性來代替二元論,在概念的闡述中要協調考慮到人的能動作用和結構的要求。

    所謂結構二重性,是指結構既作為自身反復不斷組織起來的行動的中介,又是這種行為的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動,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動的生產與再生產。吉登斯認為,在結構化二重性的基本立場關照下,社會理論的任務便在于考查行動者是如何在日常的環境條件下被結構化,同時,行動又是如何通過本身的作用將這種結構化的特征不斷地再生產出來。

    吉登斯分析的起點是行動與行動者。吉登斯指出,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中的行動者總是缺乏能動性和反思性;而解釋社會學則孤立的談人的理性、動機和意圖,不能結合行動背后的結構以凸顯行動的“流”。在吉登斯的分析中,行動、行動者都帶有明顯的能動的意涵,同時吉登斯還強調行動者在行動的過程中不斷地對行動過程的進行反思性調控。吉登斯指出,我們真正應該將焦點放到確定行動、意義、主體性的概念上,和確定它們與結構、制約等觀念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上。由此,終結功能主義的社會客體的霸主地位和解釋學的社會主體霸主地位。結構化理論倡導,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領域既不是個體行動者的經驗,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會總體的存在,而是在時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種社會實踐。人類的社會活動與自然界里某些自我再生的物種一樣,都具有循環往復的特性,也就是說,它們雖然不是由社會行動者一手塑成,但卻持續不斷地由他們一再創造出來。社會行動者正是通過這種反復創造社會實踐的途徑,來表現作為行動者的自身;同時行動者們還借助這些活動,在活動過程中再生產出使它們得以發生的前提條件。

    行動者的反思性在吉登斯這里得到了特別的強調。人的認知能力具有反思性特征,它是社會實踐循環往復的安排過程中根深蒂固的要素。反思性與實踐的連續性結合在一起,形成吉登斯所說的行動的反思性監控。行動者不僅始終監控著自己的活動流,還期望他人也如此監控著自身,他們還以例行方式監控著所近入情境的社會特性與物理特性。行動的反思性監控是吉登斯劃分的有關行動者的分層模式之一。分層模式的第二個過程是,行動的理性化。行動的理性化是行動反思性監控的基礎,理性化是指行動者對自己的活動的根據始終保持理論性的理解,也就是對自己的行動始終保持“通曉”,并能提供自己行動的理由,理性化在吉登斯這里尤其體現在行動者的“資格能力”上。行動的第三個過程是行動的動機激發過程,它是指行動的潛在可能,動機提供的是通盤的計劃或方案,它并不直接作用于行動。活動的反思性監控、理性化和動機激發過程復合在一起構成了人的有意圖行動。

    在此基礎上,吉登斯認為,人的有意圖行動完全有可能產生預期之外的意外后果,行動的意外后果本身又會通過系統反饋回來成為下一步行動未被認識的條件。吉登斯指出,人的行動始終受到行動的意外后和未被認識到的條件的制約,同時,行動者的身體和生理能力也作為行動的前提條件和局限,兼具能動和制約的屬性。

    吉登斯在對弗洛伊德個體心理組織系統進行了批判的基礎上,劃分了三個意識層面:無意識、實踐意識和話語意識。吉登斯認為,人的認知能力是行動者具有資格能力的重要表現,具有認知能力的行動者憑借自身以及他人行動的生產與再生產,對行動的背景所知曉的那些知識(包括可以用話語表達的,以及不言而喻的默契知識)加以提取和利用。在實踐過程中,行動者的認知能力只有一部分可以表現為話語意識,就行動者能力之所及的層面而言,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是根植在實踐意識當中,而實踐意識,多少反映了吉登斯之前所說的人類行動者對行動的反思性監控。同時,吉登斯通過對無意識這一概念的考察指出,無意識極少直接卷入對行為的反思性監控之中,而是以個體在它的日常生活例行實踐活動中所維持的社會關系為中介的。因而無意識也應該成為分析行動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因素。

    借助對心理學相關理論的考察,吉登斯指出,個體行動者對客體世界連續性和社會活動的構造抱有信任感,在吉登斯看來,這種信任感的基礎在于個體行動者與其在日常生活過程里進行活動的社會情景之間,存在著某些可以指明的關聯。以實踐意識為基礎的“例行化”概念是結構化理論的關鍵所在。對例行化的考察對于我們闡明基本安全系統與日常接觸的片斷性質中固有的反思性構成過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下面簡單說一下吉登斯對例行化的分析。吉登斯認為,我們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表面看來紛繁復雜,但在各種凸顯出來的突發性或特殊性實踐之外,更多的是為我們所熟視無睹的慣常經驗。正因為它們所具有的慣常性,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是以一種不言而喻的方式體驗著它們。因此,我們的日常生活體現出一種例行化的特征,也就是一種周而復始的特征。吉登斯通過分析在“緊要情景”中個體在日常生活例行常規中擁有的自主性的瓦解帶來的后果,表明例行化的重要性。基于此,吉登斯指出日常社會生活在正常情況下包含著某種本體性安全,它的基礎是可預見的例行化常規以及日常接觸中身體方面的自主控制。例行化對本體性安全具有維護作用,同時,人們為了維持本體性安全,也樂于接受和置身于例行化活動之中,這種對本體性安全感的心理需要在吉登斯看來是無意識的。

    接著,吉登斯又對日常活動表現出來的其他特征進行了分析,包括共同在場、日常生活的序列性和定位過程等。

    吉登斯指出,個體在日常活動中,在具體定位的互動情境下,與那些身體和自己共同在場的他人進行著日常接觸。共同在場是以身體在感知和溝通方面的各種手段為基礎的,行動者在這里能感覺到他正在做的事情以及他對別人的體驗都足以被他人感知到,他人也足以感知到自己這種被感知的感覺,這就具備了共同在場的條件。

    日常生活還具有序列性特征,原因在于日常接觸是按照先后次序被納入日常生活序列之中的。在這里吉登斯提到“置括”的概念,我覺得“置括”的概念很有意思,對“置括”的關注也有利于我們把握社會實踐的情境性。在吉登斯看來,盡管日常生活的綿延是一種持續不斷的活動流,但日常生活綿延的同時也被日常接觸的起始與終結“置括”。所謂置括是指理念上的一種隔斷,一般會采取某種形式化的提示手段,以暗示其起始與終結,置括意味著即將到來的場合的框架中,行為方式將會發生巨大變化,并且這其中的活動迥異于日常生活的正常期待,置括也是為了對日常接觸進行“定調”,確定某種明確的“色彩”或“氛圍”,置括的這個過程將紛繁復雜的活動片斷逐一歸入不同的“類型”中去。

    吉登斯指出,社會系統是作為規律化的社會實踐活動得以組織起來,在散布時空中的日常接觸里得以持續的。行動者在此過程中有一個“定位的過程”,所謂定位過程是指,“某種社會身份,它同時蘊含一系列特定的特權與責任,被賦予該身份的行動者會充分利用或執行這些東西,它們共同構成了與此位置相連的角色規定。”“定位過程”涉及吉登斯所說的互動情境性問題,所有的社會互動都是定位在情境中的互動,就是說互動是發生在具體時空情境中的。互動必須依賴個體在活動的時空情境中的“定位過程”,同時社會關系也關注個體在符號范疇和紐帶所構成的“社會空間”中的“定位過程”。這樣“定位過程便與社會結構和社會系統緊密的聯系在了一起。

    吉登斯接下來的分析,則將行動者的心理特征、發生在各種共同在場情境中的互動問題、行動者在互動情境中的定位過程以及這些情境的本身的相互交織問題與社會系統更為廣泛的維度聯系在了一起。通過探討互動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情境定位”問題,來要考察社會系統通過哪些方式跨越廣泛時空得以構成。在這一部分的分析中,“時間性”和空間視角的引入具有重要意義。

    時間地理學將日常生活的例行化特征作為分析的出發點,識別在發生活動的情境中,身體和物理環境的哪些性質是對人類活動產生約束的源泉。這些約束提供了總體的“邊界”,限制著在時空維度上伸展的行為。人在努力實現自身目的時不得不利用本質上有限的時間資源和空間資源,克服他們所面臨的約束。

    在時間地理學的基礎上,吉登斯接著又引入了場所和在場可得性的概念以補充時間地理學在“位置”概念上的缺憾。在吉登斯看來,時間地理學中“位置”的概念,只限于純粹的物質環境空間,而“場所”則是指利用空間來為互動提供各種場景,而互動的場景又是限定互動的情境性的重要要素。“場所”這一概念有利于理解行動者在日常接觸過程中不斷的運用場景的性質。通過“場所”這一概念的引入,冷冰冰的物質環境就凸顯出了豐富的社會意義。借此,我們可以看到人類主體的活動如何融入到并利用環境空間,環境空間又是怎樣為互動提供具體情境。

    在此基礎上,吉登斯指出,日常生活中的空間場所存在區域化的現象。如何理解區域化的概念呢?吉登斯認為,區域化不應該僅僅被理解為空間的局部化,“區域化”還涉及了與各種例行化的社會實踐發生關系的時空的分區(晝夜的區分、工作日與周末的區分、家庭與工作場所的區分等)。區域化可能包含著在時間跨度或空間范圍上千差萬別的分區。在這些區域中,空間和時間的范圍都可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相互交織在一起。因此,所有的區域都同時涉及時間和空間方面的廣延。吉登斯在這里使用的區域化概念帶有社會行為跨越時空進行結構化的內涵。而區域化“特性”,指的是場所的時空組織以何種方式被安排在更加廣泛的社會系統之中。同時,區域化特性的一個方面就是于場所的特定形式聯系在一起的在場可得性的程度。

    總而言之,在吉登斯這里,區域化指的就是場所之內或場所之間存在一些區域,它們在時間或空間上產生相對固定的分化,“指引”人們在一種比較熟悉的氛圍下進行自己的日常活動,而無需隨時考慮處在具體場所和互動過程中時,到底應該采取怎樣的行動。也就是說,因為區域化的相對固定和日常生活的例行化特征,人們一般是不假思索地在各個區域之間,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踐行著自己的生活軌跡。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當人們發生日常接觸時,經常會自然而然地把所處的場所、所遇到的行動者歸類,劃入一定的“區域”,以決定自己的行動方式。

    這一部分,吉登斯通過引入時間、空間和區域化的概念,探討了社會生活和社會制度的情境性。隨著時間的逝去和空間的“隱遁”,在場和不在場交織在一起。所有的社會生活都發生在這種交織關系之中,也都是通過這種交織關系而得以構成的。身體和環境的物理性質不可避免地賦予社會生活以一種序列性,并限制了個人與一定空間距離之外“不在場”的他人的接觸方式。時間地理學提供了一種重要方法,標示日常活動中時空軌跡的交織現象。同時,由于時間地理學缺乏對行動者和互動場景組織過程的更為充分闡釋,吉登斯所提出的“場所”和“區域化”的觀念就彌補了這個缺憾,“場所”和“區域化”概念的引入,將情境性理解為與社會整合和系統整合之間的關聯有著本質關系。

    以上主要闡述了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中具有能動性的的行動者和行動者的行動以什么方式擴展到社會系統之中。吉登斯的這部分分析表明行動者的行動是結構中的行動,更加確切的說行動者的行動是具體的共同在場情境中的行動,那么,行動的情境性就必然的與社會系統的整合關聯到一起。關于吉登斯對系統整合、社會結構以及變遷的分析,將在下次的報告中呈現出來。

    最后總結一下本次的分享,吉登斯的理論脈絡是從二重性的概念出發,重新理解了一系列對于其他社會思想流派而言至為根本的二元論或二元對立。尤其是“個體”與“社會”這一對二元理論,被重新構建為能動作用/行動與結構的二重性觀念。其中,吉登斯嘗試摸索出一套概念,以闡明作為反思性行動者的“個體”的內涵,并將反思性與定位過程和共同在場聯系起來,區域化的討論則將行動者的個體特征與廣泛時空跨度中伸展開來的社會系統聯系在一起。

     

     

     

     

     

     

    吳歡歡:《倒嚼福科》

     

    [歡歡]:福柯說他最根本的研究主題是主體,而這是否與他所探究的當代認識  型——主體終將被抹去的認識型,相違背嗎?我的一個解釋是:在福柯的討論中,他發現并構建了一段以人為本的現代認識型,我們姑且把它當作存在過的歷史事實,認識論層面的事實;而福柯考察的是歷史上的這些主體形式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雖以主體為主題,卻是一種關涉主體的論題,非以主體為價值和認識中心,而僅是將主體作為研究和思考的、歷時性回顧的參照領域,并且是用當代認識型-非主體本質主義、非人本主義的認識型去解構和認識主體的;另外,他意在呼喚一個完整的、具體的兼具倫理、認識和審美維度的主體。

     

    [王黎]:我認為福科還是在這個三角中去理解福科的主體,福科三角的這種結構性張力在整個西方人類歷史中其實是不斷變化的,并且正是由于這種變化使得主體的建構表現出不同的形式,但是在主體的對立面那里權力或道德總是有一個使動的拉扯力,使得主體去追求真理和知識。

     

    [燦燦]:我認為這個福科三角確實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每個角都在內部發生的變化,但是福科認為主體追求真理乃至于去實施自我技術和完成自我改造都是一個內在的過程,是一種內向思維,這種過程的副產品是權力網絡的彌散和其對主體的網羅。

     

    [易卓];我有個想法是否可以這樣來理解,就是其實我們從每個一角出發來理解的時候,我們其實看到的是另外兩個角,那么這就是一個參照系,當我們站在主體這個角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真理與權力對主體的建構和注入的關系,當我們站在知識這個角度的時候,面度主體的知識是一種道德也就是一種主觀上的權力,而面度權力的知識則是一種客觀的物質的規訓、懲罰、監察技術,同樣的站在權力這個角面對主體和知識又不一樣,但是當我們說主體終將被解放,只有在它面對自身,但是以這個三角結構的解構為前提,但是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倒嚼福柯一

     

    聽過一個段子:

    男說:我愛你。

    女:怎么證明?

    如果那位男士是福柯,他會怎么說呢?福柯會說:“我說這三個字的時候不就是一種證明嗎?”

    笑過之后,想想這句話確也是福柯思想風格的精準的概括——福柯思想蘊含著一種實踐的品格。怎么理解呢?

    首先,福柯研究的對象是話語,其知識考古學既是指研究這些層累的話語檔案,話語在福柯看來是一種功能單位,同一個東西在其他學者那里不叫話語而叫陳述。陳述對應的是一種語言分析范式,即語言分析總是這么提問:這一個陳述時根據何種規則建構起來的,并且其他相似的陳述是根據何種規則被建構的?而話語則有別樣的提問方式:這一個陳述——而不是已經各就其為的其他陳述——究竟是怎么出現的?

    這樣福柯就偏離了靜態的語言結構主義的既定軌道,而轉向了話語事件分析,當然毋寧說是一種話語行動的描述。即福柯不是將陳述從實踐域中單獨剝離出來,仿佛它是獨立的、孤立的和主權性的似的,相反,福柯的目的是要把握那些作為事件的并具有如此獨特的特殊性的陳述,是以何種方式與在性質上非話語的其他事件——也許是技術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等等此類實踐——相聯結的,對話語事件在其中得以散播開來的那個空間進行揭示,以贏得對它與外在于它的其他系統之間的一系列關系進行描述的自由,即福柯眼里的陳述是一種非閉合的斷裂的樣態,在切口處各種實踐要素魚貫而入。

    總之,福柯試圖對諸陳述的共在關系進行描述,共在關系指涉了一套話語的配置系統,形成了一種話語的實效范疇,一種共在關系的疊加效應,這種共在關系是結構性的,無法求助于言說主體的個體意識,而疊加效應則暗示了言說的暫時性,面向變動的實踐事實因而為解構提供了可能。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福柯總是強調自己區別于那些滿腦子都是語言-規則-系統序列的結構主義者,為什么福柯既是結構主義者又是解構主義者,以及為什么不是本質主義者,而是一個建構主義者,一個廣義的存在主義者。

    以上論述的是福柯的方法論,我們可以這么理解他的實踐風格和研究實踐:他不是在展示一套真理體系,而是借助他的概念工具,依賴手術刀式的概念工具去解剖不同領域、不同的虛假的真理實體。

     

    這虛假的真理實體是什么呢?主體、真理、權力。我們權且構建一個“福柯三角”圖式輔助理解,三角的各角分別為“主體/客體/身體——真理/知識——權力關系/治理”。

    此三頂點兩兩相關,簡介概括了福柯的研究路徑。福柯最開始研究的是主體與真理的關系,如《詞與物》、《瘋癲與文明》中,一方面從知識型來看,主體是如何被建構為認識客體的,“人的觀念是怎么產生的”,另一方面,如何通過一種價值或制度區隔來建構瘋癲主體。然而在福柯考察當代認識型時早已懂得主體猶如沙灘上的一副面孔終將消逝的趨勢,遂轉向考察知識-權力關系束,考察那掩蓋于主體-真理關系之下的更深層次的實踐結構,最后才投入主體與權力/治理關系的譜系學研究。

    其實不管是哪一對關系,都指向主體的建構問題。福柯思考的重心是主體是如何被建構住來的?即人是如何成為社會人的問題。不能從概念-哲學-本質主義的角度去理解主體,主體作為歷史性的個體存在于一定的時空中,這樣的不完滿性促發個體去追尋永恒,這永恒就是所謂的真理,個體追尋真理的方式映襯著對應的主體,而個體所獲得的認知也反射回來強化著這樣的主體。參照主體來看,真理因為具有一定的調度力而實現了真理性,從旁觀者的角度和歷史的角度看,“真理”不過是某種知識的功能化表述,而用“知識”這種價值無涉性表述方式則更容易參透其和權力的曖昧關系。知識和權力不僅僅是相互的利用和被利用的關系,而且是相互蘊含的關系,是同一力量所指的不同能指。究根結底,主體之所以被歷史性地結構起來,是因為這些不同方向的無意識的力量在主體-身體場域中拉鋸的結果,一方面主體在吸收著外在結構的力量,另一方面,主體自身的力量也會向外釋放,一部分打在他者身上,一部分打在自己身上。

    總之,這個三角生動復現了福柯的研究方法與立場,他不是單獨去講述三角中的任意一角的真相,而是將其放置于一種關系性的視角中,講兩兩的相互作用,這還是淺層次的方面,更深層或更激進的方面是,福柯將三者視為一體,在實踐層面上三者是相互包納的一體三面的關系,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視角下的顯現。而任何理論分析都是一種人為的策略性的認識論上的妥協。這里凸顯了福柯的實踐風格。

     

    最后,福柯的所有研究的可見部分都在訴說著不可見的社會事實或者歷史事件,比如政治變遷、戰爭、人口爆炸、經濟生產關系的變革等,和其他學者一樣,福柯的理論大部分都附著在現代性的變遷過程之中。

     

    綜上所述,福柯的討論是在一種實踐場域中進行的,其方法論和理論只有置于開放的存在場域中才會生成意義;其次,福柯用描述的方法、譜系學的方法去解構既定的固化的概念/真理實體,而解構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撥開宰制的面紗的自由實踐形式;同時,福柯還盡量去還原實踐的邏輯,比如關系性思維、建構性思維、全息性思維等;最后,福柯的所有理論建構皆映射的是社會事實和社會變遷的綽約魅影,扎根于大地,盛開出思想之花。

     

    最后可供討論的問題是:福柯說他最根本的研究主題是主體,而這是否與他所探究的當代認識型——主體終將被抹去的認識型,相違背嗎?

    可供參考的解答:在福柯的討論中,他發現并構建了一段以人為本的現代認識型,我們姑且把它當作存在過的歷史事實,認識論層面的事實;而福柯考察的是歷史上的這些主體形式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雖以主體為主題,卻是一種關涉主體的論題,非以主體為價值和認識中心,而僅是將主體作為研究和思考的、歷時性回顧的參照領域,并且是用當代認識型-非主體本質主義、非人本主義的認識型去解構和認識主體的;另外,他意在呼喚一個完整的、具體的兼具倫理、認識和審美維度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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