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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級研究生12月第一次雙周論壇會議記錄
  •  2017-01-12 16:55:09   作者:易卓   來源: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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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月第一次雙周論壇會議記錄

    主講人:王春凱 田舒彥

    主持人:王旭清

    春凱:《制度經濟學與制度變遷》

    1. 制度經濟學為什么會產生?

    區別于科斯的制度經濟學,古典經濟學靠市場的價格機制來達到最大化,所以對生產和消費有很大的解釋力,但是生產端和消費段的中間過程是有交易成本的,也就是程序內部的組織成本和交易成本。

    制度經濟學是從流通領域來研究經濟系統,制度經濟學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補充,新古典經濟學是研究人與物的關系,

    人在結構中的行為選擇和成本收益比較的最大化,

    人的有限理性,加上環境中的不確定性,會產生機會主義行為,包括

    需要一套制度來簡化人們的交換和機會主義行為,

    制度要從兩方面產生影響一個是對人,另一個是對經濟組織來提高經濟效益,

     

    2. 制度經濟學主要解決的問題

    影響市場交易成本的:不確定性 潛在交易數量,和客觀物質世界的性質

    人的有限理性

    從而使得市場上的交易費用非常高,

    勞動分工帶來組織費用的擴大,

    交易費用的存在阻礙的市場效率,

    產權和交易成本,產權明晰后對降低交易成本,要么對產權進行清晰的界定,要么對產權的變化進行界定,

    人與人的社會是相互交互的機會,這意味著個人行為的成本是可以滯留在公共領域的,產權的實質是排他性,當產權成本過高的時候就要用公共成本來提供

    產權的界定不清晰會產生外部性,當其界定清晰的時候就可以把外部性內部化

    契約體現在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要求權,

    合約理論的機制是委托-代理機制 因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不一致,由于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 所以權利和義務認定沒有辦法完全界定,

    不同的合約會對不同個體產生激勵,從而造成不同的經濟績效,

    合約要想有效率:1.懲罰機制讓檢查成為可能2

    市場要良好發展需要一種非人際關系的交往。合約雙方相對于第三方成本來說是比較低的,

    3制度變遷

    諾斯人為西方人口的增加造成資源的稀缺性,造成土地從共有到私有,土地相對價格提高,

    強制性制度變遷 誘致性制度變遷

    制度變遷中會發生路徑依賴和鎖入效應,報酬遞增會強化制度變遷,

    制度結構最好有一定的張力,諾斯提出一個適應性效率,就是那種試錯

    利益集團阻礙改革的時候 就需要一個不斷試錯來進行適應,因為制度設計過于死板的時候會被利益集團所利用。

    防治對制度經濟學的單一解釋,不能人為產權完全明晰以后就可以實現資源的最優化配置,

     

    舒彥:經濟學家會考慮到人們行為的轉變,不僅是考慮到物質最大化 還有要考慮各種規則,康芒斯就是從法律來考慮人們在制度的約束下來進行經濟活動,

    春凱:制度經濟學產生原因

    舒彥:如何在已經有這樣制度的情況下,如何來利用制度的設計和變遷來使得經濟效力最大化,

    超凡: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之間的區別?

    春凱,易卓:主要是經濟學方法論上面的不同,

    超凡:能不能用馬克思主義風潮聯系在一起?可不可以把制度看作一個外部力量來約束人的行為,

    易卓:首先我覺得說馬克思主義風潮這種講法不是很妥當,如果非要如此來運用的話,那么我覺得說一種帕森斯的風潮更為貼近,因為當時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力量對美國經濟屆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更重要的是康芒斯比較注重規范和法律對經濟的約束作用,甚至在寫作方法上也比較類似《社會行動的結構》這種從兩個極端然后中和出一條路徑的方式

    旭清:超凡所說的馬克思的思潮,我覺得每個大家受很多方面的影響,不能直接說是馬克思的還是帕森斯的,

    朱云:制度經濟學到新制度經濟學的變更,中國的實際情況

     

    紀芳:人都是有非理性的東西,經濟學的會考慮到人的理性的行為么?

    制度經濟學有什么問題?

     

    易卓:其實在經濟學中非理性是一個比較具體的概念,主要來說就是經濟人的有限理性,這表現在人們經濟活動中的不完整的信息獲取,必然要面臨的風險和應對風險的能力,以及管理企業組織的能力等等,簡單來說就是經濟學的假設理性人假設只是人為人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并不人為人就可以有追求最大化的能力,而其他社會科學中非理性有很多的意涵,

     

    易卓:我想問問春凱制度變遷和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

    春凱:我覺得有關技術專利權的制度能夠對發明創造提供激勵,從而刺激新技術的供給,同時技術供給有能夠產生新的相對利益的調整和改變,從而使得制度發生誘致性的變遷,所以二者是個互相循環促進的過程,經濟學中很多都類似于此。  

    制度經濟學的產生與制度變遷

    本次主講話題嘗試解釋三個問題:制度經濟學為什么會產生?制度經濟學要解決什么樣的問題?以及制度又是如何演化的?(本次主講新制度經濟學,以區分于康芒斯等的制度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為什么會產生?科斯的交易成本的提出標志著新制度經濟學的產生。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假設整個市場是沒有摩擦的,消費者和生產者信息是完全的、競爭是完全的以及完全理性。在市場的競爭機制下,依靠價格的信號作用,供求機制可以自動實現資源自由的優化配置。其實,新古典只是單方面從生產領域和消費領域來研究經濟系統的,新古典的合理性在于其只關注生產端的生產效率最大化和消費效用最優化,因此對于研究最大化生產和最大化消費是有合理性和強大的解釋力的。但由于生產和消費是相互依存的一個系統,問題在于生產端與消費端必須有一個流通領域,來保證生產與消費的順利連接和轉化。以及生產段內部和消費端的內部也存在組織成本與交易成本。而新古典只是把整個生產系統和消費系統簡化為一個最大化的行為的程序,而對程序內部之間的作用效率卻視而不見,如果交易成本是存在的,那么制度就是重要的。因此制度經濟學學的產生,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補償而不是替代,是從一個不同層面和不同角度來研究經濟系統的,論述經濟學系統中作為人與人的關鍵行為,從而實現新古典人與物的世界到人與人的世界的轉化。從自然到社會以及從讓人到社會是人類活動的所有行為的集合,新古典和制度經濟學相互補償,構建了一個完整的經濟系統。因此,新制度經濟學的本質是研究人與社會相互關系中的經濟行為,其基本假設仍然為(有限)理性人的假設,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假設。運用的方法是人在結構中的行為激勵以及行為選擇的收益與成本最大化分析方法。(注:新古典和新制度的相同解釋是經濟人假設和資源稀缺的假設,不同是新制度經濟學同時進行了:不確定性假設、非完全競爭解釋和交易成本為正的假設)

    制度之所以重要,可以從兩方面來說明。那就是市場并不是萬能的,人也不是萬能的。物質世界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交易雙方信息的不對稱性;同時由于人的知識能力和計算能力受制于人的心智模式,并不能對所有的信息進行準確的預測。因此在利益的刺激下人們發生機會主義行為,導致效率的損失,機會主義的表現有搭便車行為、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不一致引發的外部性問題、以及信息不對稱引發的道德風險問題等,這些問題的產生將嚴重損害市場效率。人的心智能力+理性行為和客觀環境的不確定性與復雜性相結合時,就有必要運用一套規則來簡化處理人們相互交往的過程和程序。而制度可以降低人們互動中不確定性以及降低人們信息不對稱中的機會主義行為(用諾斯話說,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各經歷態的社會,因此充滿不確定性,而秩序減少了不確定性)。人的行為受制于制度環境,在不同制度結構中人們根據不同的結構來來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因而制度-行為-收益,形成一個相互作用的系統。從而不同的制度決定不同的行為,不同的行為決定不同的經濟績效。因此,制度的作用在于較少人們在相互依賴的社會中的摩擦以及對人的行為進行激勵,使行為與效率相符合。制度通過兩個方面來對經濟系統產生影響,即制度與人:制度是對個人選擇集合的約束,從而影響人的行為決策和績效;制度與經濟績效:制度通過影響交易成本和轉化成本而影響市場的經濟績效。即制度提高了人的生產效率和市場交易效率而發揮著作用。

    制度的最大作用在于將人與經濟要素聯系在了一起。例如斯密在《國富論》中說一國的經濟發展取決于生產性勞動的數目,而生產性勞動的數目固然與經濟結構有關系,也許經濟制度的激勵是否有利于人們從事生產性勞動有關系。發展經濟學研究一國經濟發展在于投資、儲蓄和創新的提高,而如何來提高創新能力,增加投資,使人們的行為與經濟增長理論相符合,則制度變量在其中就起著關鍵的作用。如諾斯認為西方發明創造的鼎盛在于私有產權和專利權的確立。林毅夫從制度對人的影響指出中國在現代社會落后于西方在于中國的科舉制度使人們只是沉迷于為官一任,光宗耀祖的追求中,而對商業行為和創新都持鄙視的態度,從而在現代化進程中遠遠落后于了西方。

    新古典經濟學在三個問題上失去了作用,那就是交易成本、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對稱,現就制度經濟學在這三方面的研究展開論述。

    新制度經濟學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研究的,交易費用、產權與契約。交易費用在哪幾個方面對社會經濟產生了影響?威廉姆森認為影響市場交易費用的因素可分成兩組:第一組為“交易因素”,即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潛在交易對手的數量及交易的技術結構(指交易物品的技術特性,包括資產專用性程度、交易頻率等)。第二組為“人的因素”,即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由于市場不確定性、小數目談判及資產專用性、有限理性、機會主義行為的存在都會使市場交易費用提高。同時由于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發展,交易費用無處不在。例如搜尋和信息費用、討價還價費用等市場型交易費用,還有管理型交易費用和政治型交易費用。交易費用的存在阻礙了市場的效率,當交易費用太高時,就會阻礙一切交易,從而導致市場失靈。產權和交易費用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科斯定律表明明晰產權之后,讓各種制度進行競爭,就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極大的提升效率。因此,需要靠制度來使產權明晰,并且需要界定合理。同時,當產權界定不清晰且價值發生改變時,容易發生糾紛增加交易成本。這時候就需要要么對產權就行清晰的界定,要么用合約形式對未來權利的變化做出規定,以減少交易成本。

    人類是一個相互依存的社會,產權體現了人與人之間對財產占有的關系,是一個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損的權利。產權制度的變遷會影響資源的配置、產出的構成和收入的分配,從而必然會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所有權意味著所有者具有讓那些受所有者行動影響的人承擔成本的機會,具有通過使用或交換所有權而使自己獲益的機會。因而產權的效率有三個標準:產權的普遍性、產權的排他性與產權的可轉讓性。其經濟效益主要體現在對資源的控制權和收益權。產權的實質的排他權力,由于界定產權的成本過高,將會發生高的排他性成本,容易發生搭便車行為;當產權成本過高時,就只能由公共產權來提供資源。產權的作用在于兩個方面,對行為人的激勵和將由于物品性質的原因將外部性內部化。【巴澤爾和斯密德從物質的狀態的不同來揭示制度的作用,這點我認為是比較新穎的地方。其通過物質的特有狀態——結構——績效來論證制度的經濟效率的作用。如:

    物品的非相容性使用——外部性

    規模經濟——誰支付固定成本,誰支付邊際成本

    共享性——成本與收益如何分擔

    排他性——搭便車

    如規模經濟造成邊際內消費者支付了固定成本,而邊際消費者只支付邊際成本,決定誰能成為幸運的邊際消費者是產權制度。其實質是一種價格歧視,廠商為了達到更多的利益,但邊際消費者支付較低的邊際成本則并未損害邊際內消費者利益。規模經濟的產品消費者可以享受較低的價格,人們偏好一致多的人收益。

    排他性與共享性也是物質的一種特性,由于這種特性,容易發生機會主義行為,從而必須從制度來進行清晰的界定】

    契約體現了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要求權,由于信息不對稱與環境的可變性,責任人會根據自己利益最大化而違反契約承諾發生機會主義行為。簽約前的機會主義為逆向選擇問題,簽約后的機會主義行為為道德風險問題。如雇傭合約中,簽約前由于信息不對稱,尋找工作的人比雇主更了解自己的能力。簽約后雇員不用心而發生道德風險。合約理論中最著名的是委托-代理理論,委托-代理合約問題的產生在于:1,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并不總是一致的,存在著激勵不相容。2,由于信息是不完全的,委托人并不能有效監督代理人,從而無法區分結果損失是由代理人的原因造成還是由事物發展本身的不確定性造成的。委托代理機制問題之所以會產生,在于雙方不能進行完全的約束與監督、核實。比如自我履行的合約是雙方沒有簽訂合同,當一方出現欺騙時,合約就會終止,因而誠信是十分重要的。自我履行的懲罰成本即高又迅速,因而賣方往往通過高質量來保證聲譽。交易次數往往也會加強監督和懲罰成本,如流動商販往往沒有固定商販提供的質量好,原因就在于此。當委托-代理基本根本無法準確界定對方是否完全執行合約,也沒有自動的懲罰機制時,福利的損失就不可避免。交易的專用性的鎖入效應也會發生事后機會主義行為,這主要契約雙方的力量不平衡造成的,但一方在選擇另一方后而又無法脫離其時,另一方就會利用自獨特優勢而發生事后機會主義行為。其實,都是一種契約無法保持雙方完全遵守契約和契約也無法界定所有行為所造成的。因此,事先進行更加完備的契約設定以及提高監督契約實施水平、加大違反契約處罰力度都是是至關重要的。下面以農業契約為例,分析不同契約的不同效率。固定地租:農業承租者承擔風險,不存在偷懶;雇傭勞動:土地所有者承擔所有不確定成本,存在偷懶;分成合約:風險共擔,勞動者偷懶少,最優。【諾斯指出,制度在保證人們交易效率時關鍵在于:一是建立一個交流機制來為何時實施懲罰信息提供必要的充分信息,使稽查缺失成為可能;二是制度必須為那些承擔懲罰他人的職責的個人提供激勵。市場交易要想提高效率,必須提高非人際關系交往的程度,而靠自發的第三方(國家或政府機關)來實施的系統具有非常高的交易成本,因此必須依賴合約制度(體現的是交易雙方的相互制約,因而成本較第三方監督低),來提高非人際關系的市場交易效率。】

    就初始制度的形成而言,諾斯認為西方經濟變革的動力在于人口的增加——資源稀缺——從共有到專一所有權——技術的提高。諾斯是以人口為原動力來研究制度變遷的動力的,人口壓力是定居農業共同體代替狩獵、采集群體的原動力。人口增加改變了土地相對于勞動的價格,從而隨著人口的增加,勞動的相對價格越來越低,而土地的價格越來越高,發生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變。恩格爾曼從資源環境的初始稟賦差異來解釋制度變遷的不同。美國的氣候比較適合種植谷物造成小型生產單位,因此財富分配比較平等而創立更加民主的制度;而拉美適合種植甘蔗需要大型生產組合而造成財富分配不平等,而形成比較集中專制的制度,從而在不同的初始資源稟賦下,同時由于路徑依賴和鎖入效應,造成了不同的制度。可見,剛開始時,資源稟賦對制度的形成作用大,而后期,制度的變遷可分為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誘致性制度變遷。

    就制度變遷而言,林毅夫提出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誘致性制度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是由政府等機構來制定和實施的,而誘致性制度變遷是人們偏好的改變、對相對價格改變的適應以及人們觀念的改變所主動做出的,而偏好的改變和相對價格的改變往往是技術造成的(這里的技術不是由制度決定的技術,否則會陷入循環論證)。在制度變遷中,誘發性制度變遷往往會受到利益集團的阻礙而不能實行,而強制性制度變遷又往往受到領導階層的意識形態和偏好的影響。因此制度變遷仍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基本制度環境中才能發生。

    制度變遷中會發生鎖入效應和路徑依賴,因此歷史中先前的制度對制度變遷是重要的。路徑依賴具有自我強化機制。當制度變遷中出現報酬遞增和交易成本遞減時,會強化制度變遷。但由于市場的不完全性,信息反饋的斷斷續續,也會使制度變遷出現不確定性。要注意制度變遷中的鎖入效用和路徑依賴,防止其陷入特定的制度路徑中而無法走出。因此,塑造人們的意識形態以及意識形態人們的主觀模型不斷修改來改善制度變遷的路徑,就尤為重要。

    很難涉及一個完整的制度,來保證既能降低交易費用,又能促進市場的擴大使人們的激勵相容。降低交易費用往往需要增加分工和明晰產權,而這往往造成擴大市場中的交易雙方不相容。所以,制度結構最好具有一定的張力,因此在一個非歷經各態的社會,允許在一定范圍內進行選擇制度多樣性就應該成為一個較好的生存路徑。(因此,諾斯專門在此論述制度的適應性效率)諾斯指出,在一個非各經歷態的世界里,關鍵是保持那些允許試錯試驗發生的制度(如中國的改革試點)。同時,奧爾森指出,不存在周期性革命的情況下,利益集團會使社會陷入僵化,扼殺作為增長基礎的生產力進步。因此,適應性效率要求社會不斷修正和創造新制度所需要的條件。要求政體和經濟體能夠在面臨普遍不確定性時為不斷試錯創造條件,消除已無法解決新問題的制度性調整。

    新制度經濟學確實有其強大的解釋力、其獨特的研究視角和方法。不過防止對其解釋單一化保持謹慎。何新說,新制度經濟學不過是新古典馬歇爾理論的翻版。后者認為,市場能自動均衡,因此無需政府干預。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在此基礎上闡明為產權明晰可達到效率最優,因此,私有化才是中國經濟奇跡的真正原因(周其仁以及科斯)。將政府的作用僅僅定義為明確產權,辦好守夜人的角色即可。這純粹是謬誤之論。科斯講的產權理論仍然是建立在特定的制度環境之內,其理論適合西方國家卻未必符合中國。要警惕新制度經濟學走向新自由主義的深淵。我認為,那不是制度經濟學的應有之義。【產權經濟學之所以成為自由主義標榜的工具之一,原因在于產權經濟學將自由的對立物--制度與國家納入到了市場自由競爭的軌道。在過去,制度和國家是約束自由的因素,但是在產權經濟學眼里,制度和國家成為市場組成的一部分,即存在一個制度市場的供給與需求,國家也化作為一個市場交換主體。從而使得產權經濟學更加無比自由主義了】

     

     

    附:制度經濟學推薦書目(僅個人認為好的書籍)

    《制度經濟學》(上下)           康芒斯

    《企業、市場與法律》        科斯

    《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遷》    諾思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諾思

    《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      科斯等

    《產權的經濟分析》巴澤爾

    《新制度經濟學--一個交易費用分析范式》埃里克·弗魯博頓  德道夫·芮切特

    《財產、權利和公共選擇--對法和經濟學的進一步思考》愛倫·斯密德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論企業簽約與市場簽約》威廉姆森

    《產權經濟學導論》 黃少安

    《現代制度經濟學》(上) 盛洪主編

    新政治經濟學:

    《集體行動的邏輯》奧爾森

    《國家的興衰》奧爾森

    《權利與繁榮》奧爾森

    《經濟學與倫理學》阿瑪蒂亞·森

    《身份與暴力》阿瑪蒂亞·森

    《再論經濟不平等》阿瑪蒂亞·森

     

     

     

     

     

     

     

     

     

     

     

     

    田舒彥:理解《理解與事實與規范之間》

    人的行為:價值取向 利益取向

    社會整合就相應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形成共同規范,另外一種是利益的協調和平衡,現代社會是社會分化的社會,現代社會在整合之間會有困難,社會整合除了利益整合外還更應該在規范上達成共識,現代社會怎樣達成新的規范

    哈貝馬斯就是法律,能把各個系統的規范轉為權力的話語,法律就是對主觀權利進行確認,法律把主觀權利具體規則展現出來,各個領域進行協調的社會,運用法律的媒介,現代社會解決社會整合的時候新的媒介和工具,

    法律的形成過程是按照一種人民參與和公民參與 協商制定 商討程序制定的法律,這就是交往行為的表現,這種法律的約束力叫做交往權力,因為對主觀權利的信仰,就是通過公民的協商,參與法律的制定,這個法律代表人民交往權利的反應,這和現代西方國家權利觀念的關系:人民主權觀,通過法律行駛政治權力,法律是交往權力的表現,政治權力只有通過法律權力行駛,把政治權力放到交往權力之下,哈貝馬斯把主權觀念和人民主權觀念結合在一起,把西方社會看作各個部分和諧統一的整體來。

     

     

    一個對現代社會的理解,民主,法制。

    [易卓]:你這是談到了規范制定的一個過程,但是如何能保障規范被違反而通過暴力實施過程呢?

    [舒彥]:如果按照哈貝馬斯的東西就不考慮實施的問題,

    [沈遷]:公民普遍被政府所關注的公眾的注意力,公眾喪失了公眾能力的情況下怎么來解決方式。

     

    [朱云]:哈貝馬斯語境下 法律對社會的整合作用,現代社會為什么會有分化的呢,法律的作用怎樣去發揮的?

    [舒彥]:現代化的西方社會的思維方式,要實現一個目標和縝密的邏輯目標和判斷,非常科學理性的思維方式,目標非常明確的,在邏輯上非常緊密。手段-目的鏈條就可以分化各個不同的社會系統,法律的整合作用,分化的世界里面,不同社會里面不同的規則和話語是不同的,人是處在不同的系統中,那么行為的相互協調,日常語言可以貫通整個生活,但是在分化的世界里面,我們要用一種新的統一的共同認可的規則,法律就是現代社會的共同認同的規則,把所有的規范轉化為一種權力的運行和權利的保護,那么人與人的交往就要認同互相承認的規范

    可以通過法律的話語,使得人們在這個領域里面達成相互妥協和協調,

    [歡歡]:西方法律實踐的假設就是法律主體的平等性和理性的,尤其是一種交往理性,哈貝馬斯就是把其看作一種實然的但這其實是個因然的問題,現代的公民其實就不像原來那樣聯系緊密,公民現在都是一盤散沙的,這個時候的交往就有很大的交往成本,所以非理性的事件出現非常之多,所以數量因素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以前的公民身份就被消解了,公民的意涵就已經改變了。

    [舒彥]:人的理性的發展是不是增長的是很難確認的,比較認同你的觀點

    [旭清]:總結主要是忽略公民意涵的數量和質量的變化,交往理性是非存在的問題。

    [歡歡]:西方法律有規范性但是價值性不強的,價值偏好之間是平等的,價值的主動權給了每個人,但是這種最低限度的價值約束使得現代社會的整合性是最低的。

    [易卓]: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法律的這種價值約束最低但是其作為一種控制媒介反而在認定罪行,執行懲罰方面有最高的效率。

    [毛毛]: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里面講最開始的公共領域是從私人領域中的精英階層脫胎出來的,他們都具有政治批判意識和批判權利,但是到了公民權利范圍擴大以后,底層人民也擁有了選舉投票參與公共領域的權利,并且他們的訴求在這個過程中也更容易得到滿足,所以其實公共領域并沒有弱化,

    [歡歡]:不同階層在公共領域中的訴求和滿足訴求的難度是不一樣的,精英往往追求的是一種政治權力的爭奪,而底層大眾的生活需求更容易滿足,甚至有時候會被政黨力量所利用,所以這和公共領域的轉變以及大眾的交往理性的增長要區分開來。

     

    理解《在事實與規范之間》

    “規范”表達的是我們應該做什么,而“事實”是我們實際上做了什么。人們的實際行動一般有兩種取向,一是以價值(遵守規范作為價值選擇)為取向,二是以利益為取向(可以將利益理解為除了實現某種價值信仰之外的任何具體目標,哈貝馬斯有時候也說成功取向),這兩種取向分別對應著兩類行動——價值取向行動和利益導向行動。哈貝馬斯認為人們的互動是沿著一個連續統分布的,連續統的兩端分別是純粹類型的價值取向行動和利益導向行動,人們的行為處于這兩種純粹類型之間。因為為了事實上的成功可能會違犯某些規范,而為了遵循規范有時候必須以犧牲利益為代價,所以事實與規范往往是不完全符合的,那么應該如何處理事實與規范之間的關系,如何評價人們行為行為,或者個體行動的邊界在哪里呢?這個問題在現代社會更加突出,因為社會的復雜程度提高,人與人之間的分化程度變大,差異增強,人與人之間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中運用的是被當做信念的、無需反思的、被認為理所當然的規范)的重合范圍減小,社會的分化釋放出而且要求產生出以利益為導向、以個人成功為追求目標的行動,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整合越來越依賴于行動者的理解成就,這意味著行動者是否能夠在平等、坦誠的交流中相互理解、相互尊重、達成共識對于避免沖突至關重要。規范的多樣性、差異性、特殊性(因人、因時、因地而異)空前增強。用哈貝馬斯的話來說,現代社會失去了被奉為神靈的元社會保障,在哈貝馬斯看來正是元社會保障使“古老建制的自相矛盾的約束力”(有效性和事實性、價值與利益)“融合于有效性自身的向度之中”。那么對于現代社會的整合具有關鍵性意義的理解如何可能呢?

    要達成理解,需要一些基本的共識,或者說要有一個大家都能理解的東西作為媒介,理解的步驟是首先將各自遵循的規范都轉換成這個媒介,然后再根據這個媒介來達成共識。原來日常語言就可以作為理解的媒介,但是現代社會分化為分別以貨幣和權力為核心的經濟系統和政治系統,兩個系統又有各自的圍繞核心發展出來的一系列術語和運行規則,也就是哈貝馬斯所說的“專業代碼”,不同系統之中的專業代碼是無法直接相互轉換的,而且它們與日常語言也分化、分離了,所以日常語言不再能承擔作為交往媒介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法律。據哈貝馬斯所言,法律起到了一種轉換器的作用,具有規范內容的信息只有用法律的語言才能在全社會范圍內循環,只有將信息翻譯成復雜的、對生活世界和系統同樣開放的法律代碼,才能實現相互理解,使社會規范在全社會范圍內發揮作用,維護社會各方面的統一性,實現社會整合。

    在現代社會法律之所以能夠起到轉換器的作用,是因為人們對主觀權利的普遍信仰(超越于系統和生活世界的信仰),而法律首先被認為是一個能夠有效保障人們的主觀權利的體系。主觀權利是什么?它對應的是主觀行動自由的概念,即“主觀的權利確定了這樣的界限,在這個界限之內,主體對其意志的自由行使是正當的”。哈貝馬斯認為,這樣一些概念,使現代法特別適合于經濟社會的整合,因為經濟社會依賴的是道德上中立的行動者以利益為取向的行動的成功。但是法律不能僅僅滿足這種功能性的需求(基于兩類行動傾向,實現行動協調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理解形成共識,一種是通過利益平衡或妥協;實現社會整合僅僅通過利益平衡或妥協是不夠的。),它必須滿足人們通過交往行動實現相互理解而達成共識并接收將它作為約束其行為的有效規范最終實現社會性整合所需要的條件。這一點如何做到呢?通過現代立法程序,現代立法程序是人們自由交流協調的過程,人們的立法行動應該是以理解為取向的交往行動,而立法程序本身又以人民主權原則為基礎。現在就需要談及私人自主與公共自主、人權與人民主權的關系了。私人自主對應著人權而公共自主對應著人民主權,人權是個體性的而人民主權是公共性的,人們在立法的商談過程中對其私人自主或者說人權的自由使用本身就是對人民主權的實現,人民主權要求保障公民對其政治自主性進行運用的權利。因此在對主觀權利的信仰之下,法律的這種產生過程使法律具有合法性,反過來法律產生之后,是否具有合法性又取決于是否符合法律,因為法律是合法地制定的,是人們意志自由表達、相互理解、達成共識的結果,違犯法律就是違背共識,就是對人們的自由意志重要性的否定,進而就否定了保障自由意志的必要性。

    上面表述的現代法律觀與現代政治觀非常相似,法律與政治也密切相關,其相關集中表現在關于法治國的諸原則上。法治國觀念指的是國家的制裁權力、組織權力和政治權力本身的行使必須通過法律的渠道。從法律的制定過程來看,它是交往權力(可以將交往權力理解為由眾多人公開贊同形成的壓力)運用的結果。在人民主權觀念的要求(“一切國家權力都來自人民,在這個原則中,既包含機會平等地參與民主地意志形成過程這種主觀權利,也包含公民自決的建制化時間這種客觀法的創造可能性作用。這個原則形成了權利體系與民主法治國之上層建筑之間的連接樞紐”)下,政治權力必須符合人民的意志,人民意志的表達形成的是交往權力,所以政治權力應該來自于交往權力,法律正是將交往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的媒介,法律表現的是交往權力,政治權力由法律賦予并接受法律的約束,也就是來自于并受制于交往權力。因此哈貝馬斯又將法治國的理念表述為“把由權力代碼來導控的行政系統同具有立法作用的交往權力相聯系,并使之擺脫社會權力的影響,也就是擺脫特權利益的事實性實施能力”。

    西方立法權力與行政權力的分立表達的正是“行政權力的運用受民主的制定的法律的約束,從而使行政權力僅僅產生于公民共同地形成的交往權力”,“在民主程序中獲得合法性的法規的優先性,具有這樣的認知意義:行政部門自身不擁有作為其決定之基礎的規范前提,就其實際意義而言,它意味著行政權力不可干預立法過程(以及司法過程)”。立法權與司法權的分立則是源于規范論證與規范運用的論辯邏輯分工產生的功能分化,但是司法涉及到法律的確定性問題。從交往行為理論的角度來看,法律的確定性取決于達成共識的范圍,共識被認可和接受的程度。

    這樣看來,一種新的政治體系可能正在形成,用哈貝馬斯的話說,就是“商議性政治”。這種政治將其權力來源歸于人民,在人民主權的信念下,逐漸形成人們參與政治、表達政治觀點、交往以相互理解最終達成共識的機制,將其制度化,法律是通過這種建制化的交往行動程序形成的,是人們的共識的表達或者說是最終的表現形式,符合權力來自人民以及保障主觀權利的信仰,因此既具有合法性又是理性的,政治權力必須依據法律來行使,才能同樣具有合法性和理性,才能被認同、被擁護。民主程序應該保證政治權力來自于并且受制于交往權力。在這種權力運行邏輯之下,形成市民社會和政治公共領域,而且這兩者對政治權力的運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共領域是交往行動形成的社會空間。市民社會,簡單地說就是,存在非政府的、非經濟的自發產生的為討論并解決公眾普遍關切的問題而產生的聯合體(如各種社團和社會組織)的社會,市民社會可以說是人們平等地自愿地以交往行動相聯系的社會。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的形成對交往權力的產生、商談性政治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最后來分析一下各種法律范式。哈貝馬斯說所謂的“法律范式”,他指的是“一個法律共同體關于如下問題的代表性觀點:權利體系和法治國原則可以怎樣實現于一特定社會的直觀語境之中。法律范式決定了基本權利和法治國原則該怎么理解,它們可以如何實現于當代社會的情境之中”。如他所說,法律范式就涉及到如何理解,以及如何將理解變為現實的問題,后者也就是法律的實質化問題。法律的實質化問題產生于法律自由與事實自由的可能的不匹配和不協調,法律自由是被允許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或者說是理論上只要行動的條件得到滿足就可以做,而事實自由是實際上能夠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可能性,也就是行動的條件能夠得到滿足的可能性,而沒有事實自由,法律自由就毫無意義,法律的實質化就是要使法律能夠有助于保障事實自由。主要有三種法律范式,即程序主義法律范式、自由主義法律范式、福利國家法律范式。程序主義法律范式也就是上面所說的基于交往行動,法律由建制化的交往行動程序制定的法律范式,保障的是主觀權利和人民主權,交往的法律制定程序的形成某種程度上就可以理解為是法律的實質化。福利國家法律范式和自由主義法律范式有一個共同的錯誤,即把對“自由”的法律構成誤解為“分配”,把它等同于所獲得的或所指派的物品的平等分配模式。但是哈貝馬斯同時又說,在復雜社會中實現權利,不能僅通過一種法律形式而得到實現。

     

     

     

  • 責任編輯:易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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