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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背叛的英國知識人——文化冷戰中的《文匯》雜志
  •  2015-04-02 19:16:47   作者:盛韻   來源:社會學視野網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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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文載于《文匯學人》2015320

     

     

    1991年,曾經在英美文化圈名噪一時的人文刊物《文匯》(Encounter)壽終正寢,文壇一片寂靜,無人哀悼。當過該刊首任主編,已是耄耋之年的英國詩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舊恨未消,冷冷地說:“死得好。”

     

    《文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多高眉風光,隨之而來的墜落就有多慘。如今人們若還提起它,也只有一句話:那份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秘密資助的宣傳刊。因為這層幕后關系,英國知識圈幾乎與美國同行徹底決裂,無法原諒,也不再信任。“《文匯》丑聞”是高等新聞刻骨之痛,其牽涉范圍之廣,幾乎波及60年代英美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它對英國文化人造成的心理創傷之深,更是難以計量。

     

    1953年《文匯》在倫敦創刊,地址位于大英權力中心威斯敏斯特附近的秣市街,其初衷(確切地說是表面上的說法)是跨越大西洋的英美思想聯姻,從歐洲西馬學派手中搶奪思想高地。創刊之初由英國詩人、前共產黨員(后來擯棄共產主義)斯彭德和前托派美國政論家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新保守主義之父)攜手主政,后者從紐約搬去倫敦監管雜志的政治路線。斯彭德出身牛津文化貴族,少年得志,與詩人艾略特、奧登交往甚密,他在西里爾·康諾利(Cyril Connolly)主編的《地平線》(Horizon)當編輯時也積累了許多文壇人脈。克里斯托則在1945年創刊的紐約猶太知識分子喉舌刊物《評論》(Commentary)當過編輯,鍛煉出了意識形態問題上的辯論精神。

     

    《文匯》在許多方面和《評論》相似,比如深受猶太知識分子如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的影響。庫斯勒寫過反斯大林經典小說《中午的黑暗》,在1950年柏林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組織和成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1963年他擔任客座主編的那一期《文匯》引發了巨大爭議,封面上大標題盛氣凌人地質問大不列顛的衰落:“一個國家的自殺?

     

    1950年代的《文匯》是英美知識圈的蜜月期。彼時美國剛剛成為西方世界的主導力量,歐洲彌漫著反美情緒。但年輕的英國知識分子和作家被朝氣蓬勃的美國文化迷住了,美式英語甚至美國口音都成了一時風尚。《文匯》緊緊擁抱了這一潮流,美國學者馬庫斯·坎利夫、政治記者亨利·費爾利等人都成了撰稿人。1958年,克里斯托搬回紐約,紐約猶太背景的梅爾文·拉斯基(Melvin Lasky)搬去倫敦接替他的工作,并成為《文匯》歷史上任期最久的主編。拉斯基曾在柏林主編過一份反共書評《月刊》(Der Monat),他一去倫敦就與英國文壇和政界的領軍人物打得火熱。

     

    與此同時,歐洲左翼對《文匯》一直心存戒備,他們將所有在《文匯》上寫文章的作者視為美帝的走狗。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家、共產黨員霍布斯鮑姆嚴詞拒絕為之撰稿,盡管編輯不停向他強調刊物的獨立性和兼容左右的胸襟。就連與斯彭德交好的E.M.福斯特、艾略特和燕卜蓀都婉拒了稿約,艾略特明言正是那份美國“好意”讓他感到不自在,燕卜蓀甚至在派對上砸了紅酒杯。不過很快《文匯》就吸引了全世界讀者的關注,它的頁面上既有南希·米特福德現身說法寫英國貴族,也有沙文主義批評家萊斯利·菲德勒熱情吹捧美國保守主義,還能向英國工黨暗送秋波。極少有人像霍布斯鮑姆那樣堅信《文匯》背后的政治圖謀,大多數人都認為它是誠心實意的開明智性論壇。

     

    然而1967427日,真相慢慢浮出水面。《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系列討論美國知識分子的文章,直言不諱地指出:“CIA資助了許多反共組織比如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及其旗下的報紙和雜志。《文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現在已不是)CIA資金的間接受益者。”這一系列報道引爆了戰后高等新聞界的最大丑聞。除了《文匯》之外,受到CIA資助的刊物還有英國的《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密涅瓦》(Minerva)、《審查》(Censorship),法國的Preuves,意大利的Tempo Presente,西班牙的Cuadernos(其輻射力不僅限于西班牙本土,波及拉丁美洲國家),印度的Quest,澳大利亞的Quadrant,甚至烏干達的Transition

     

    《文匯》在知識界影響雖大,但巔峰期發行量僅三萬份,不足以自給自足,一直由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資助。該組織在巴黎和日內瓦運作,聲稱其資金來自于慈善性質的費爾菲爾德基金(Fairfield Foundation)。該基金的臉面人物是以生產人造黃油發家的百萬富翁尤利烏斯·弗萊施曼,但實際上CIA才是真正的金主。

     

    斯彭德當了14年編輯,也被騙了14年。后來公開的往來信件顯示,每次在提及資金來源問題時,他都被欺騙了。克里斯托也說自己全不知情,晚年甚至威脅要起訴任何聲稱他知情的人誹謗罪。嫌疑最大的是拉斯基,后來的深度報道普遍認為他是CIA安插的間諜,盡管從未得到證實。

     

    被蒙蔽多年的英國詩人斯蒂芬·斯彭德和他曾效力的人文刊物《文匯》

     

    《紐約時報》爆料之時,斯彭德已在美國教書,只擔任《文匯》的特約編輯。他的主編位置不久前由文學評論界的領軍人物弗蘭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接替。科莫德一樣對CIA的資助毫不知情,也一直被拉斯基蒙蔽到最后一刻。媒體對英國和美國的情報機構在文化界的滲透緊追不舍,被欺騙的大編輯憤然與刊物斷絕關系,《文匯》此后由拉斯基一人主編,茍延殘喘至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被解散,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的使命早已完成。

     

    梅爾文·拉斯基自然是知情的關鍵人物。他是俄國猶太移民,留著鏟形胡須,1930年代在紐約城市大學接受了雄辯和詭辯的教育,當時激進的政治生態影響了克里斯托等一大批知識分子。早在去倫敦編輯《文匯》之前,拉斯基已經是老練的冷戰斗士。二戰中他在美國部隊中戰斗,戰爭結束時,他在柏林參與各種各樣的作家大會,發表反蘇聯暴政的演講,游說美國軍方高官出資辦報,旨在“激勵”那些生活在東歐共產黨政權下的作家。1950年他與阿瑟·庫斯勒一起在柏林動員知識分子進行反蘇極權聚會,后來成為實體組織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

     

    正是在這段時間,拉斯基遇到了同是猶太知識分子、語言學家的邁克爾·喬塞爾森(Michael Josselson),立刻結為摯交。喬塞爾森在二戰中曾為美國情報機構效力,CIA成立之初即被招募。1917年出生于愛沙尼亞的喬塞爾森,一家人因布爾什維克革命被迫流亡海外。在柏林讀完大學后,他在巴黎的一間美國百貨店工作,直到當上經理。當納粹陰影籠罩歐洲時,他再度被迫流亡來到美國,1942年入籍。喬塞爾森既是文化人也是CIA間諜,他在CIA的文化冷戰大計劃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復雜路徑向各種反共政治文化刊物秘密注資,他注定要背上雷蒙·阿隆所言的“白色謊言”之重負。據坊間傳說,1940年代末的某天,喬塞爾森和拉斯基在柏林看到一火車流亡者被送去古拉格,于是這兩個俄國猶太人決定不惜代價“拯救西方文明”。

     

    喬塞爾森和拉斯基為文化自由代表大會拉攏了一批認為共產主義是“失敗之神”的歐美知識分子名流,包括意大利作家斯隆、喬洛蒙蒂,瑞士作家魯治蒙,白俄企業家尼古拉·納博科夫(小說家納博科夫的堂兄弟,后來擔任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秘書長),美國知識分子西德尼·胡克、德懷特·麥克唐納德、詹姆斯·伯納姆等等,英國情報官馬爾肯·馬格里奇視蘇聯為不共戴天之敵,落力為代表大會洗錢。CIA的暗錢經過幾輪操作,變成富翁的慈善基金注入了《文匯》之類的新生刊物。

     

    當時英倫相當有影響的周刊《新政治家》由社會主義者金斯利·馬丁主編,傾向于為蘇聯辯解,對美國毫無敬意,在知識界竟然很受歡迎,幾乎人手一份,這讓拉斯基及其同伴忍無可忍。拉斯基認為《新政治家》無法區分“自由社會”和“奴隸社會”,《文匯》的誕生必須糾正這種政治無能。

     

    然而知識分子圈向來高眉世故,尤其是美國知識界當時普遍有反麥卡錫主義情緒,任何標語口號式的寫作都會招致奚落和反感。于是《文匯》小心翼翼地選取了中間偏左的自由派立場,這樣最有機會贏得非共產主義左派知識分子的青睞;在英國本土則親近工黨。克里斯托在任期間,花了許多時間與工黨中親美的政要、社會民主派交好,并獲得了巨大回報。正是在《文匯》上,工黨思想巨子安東尼·克羅斯蘭(Anthony Crosland)發表了《社會主義的未來》(1956年)中的重要觀點,聲稱英國的未來是現代化和美國化,英國需要清除的是舊社會階級偏見的流毒,而不是資本主義。1964年工黨贏得大選組閣時,有多位內閣成員是《文匯》的撰稿人,都是親美派。要不是休·蓋茨克爾于1963年暴斃,《文匯》會有一位撰稿人成為英國首相。

     

    克里斯托自己也寫了不少文章,嘲弄英國上流社會的古板和墨守傳統。但盡管如此,喬塞爾森還是不滿意克里斯托的工作,認為《文匯》沒有達到與《新政治家》競技的目的,沒有阻止反美情緒的增長。直到拉斯基接替了克里斯托的位置,喬塞爾森才算真正放心。

     

    斯蒂芬·斯彭德此時滿足于在國際作家會議中穿梭,時常去他天真相信的天使投資人弗萊施曼的豪華游艇上度假。不少明眼人都看出來斯彭德不過是《文匯》的裝飾,包括斯彭德的老友、精明的以賽亞·伯林就曾告訴別人,斯彭德的角色是為刊物招徠“體面有臉”的英國知識精英。

     

    身為主編的斯彭德沒有話事權,從克里斯托回美國之后的情況便能看出。斯彭德心目中接替克里斯托的理想人物是紐約“黃蜂”德懷特·麥克唐納德,他已經在雜志當了一兩年特約編輯,而且有極度“戀英癖”。而在真正的幕后金主眼里,麥克唐納德雖然親英,但他對祖國有點太嚴厲了,竟然打算在《文匯》上刊發一篇將美國描繪成充滿拜金狂和神經病的地獄的謗文。結果,斯彭德的人事提議落空,麥克唐納德的謗文也未能發表,喬塞爾森安排拉斯基接替克里斯托,斯彭德除了被動接受別無其他選擇。

     

    喬塞爾森平日要監控全球的重要刊物,尤其是CIA秘密資助的那些。對他來說,《文匯》是一張王牌,因為英語的普及程度使之可以面對最廣的讀者,要比法國、意大利那些雜志重要得多。如何用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對知識圈進行勸導,施加微妙的影響,要與《新政治家》平起平坐,抵消其反美偏見,又絕不能冒犯那些將《新政治家》視為圣經的讀者尤其是印度作家,這其中的分寸感和平衡能力是多么難控制,簡直堪比走鋼索的雜技演員。

     

    然而隨著《文匯》聲譽越來越高,喬塞爾森也越來越擔心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與CIA的關系一旦被揭露會成為負面累贅。1964年《紐約時報》開始調查私人基金會的稅務問題,結果發現有些基金會是CIA的資金管道。從那時起,喬塞爾森的當務之急是重組代表大會,以面對隨時可能曝光的丑聞。令他絕望的是,這些做法在1950年代尚能被人理解為善意的謊言或是必要之惡,但1960年代的輿論環境已非昔比。60年代西方對蘇聯的威脅已不那么重視,倒是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干預引起了全世界的道德反感。喬塞爾森考慮讓福特基金會單獨資助代表大會,讓英國報業巨子塞西爾·金(Cecil King)出面收購《文匯》。

     

    美國在越戰中越陷越深時,喬塞爾森為了避免惹人懷疑,不得不默許了阿瑟·施萊辛格、理查德·洛溫塔爾等人發表質疑越戰的文章。不過可怕的對手還是出現了。以反反共(anti-anti-communist)姿態著稱的左翼大神康納·克魯斯·奧布萊恩(Conor Cruise OBrien)于1963年發表了一篇攻擊《文匯》的致命檄文,精準地分析了該刊的策略——盡管表面上驕傲聲稱自己的獨立身份,但其發表的文章往往對蘇聯落力曝光,而對美國的負面影響則盡量弱化處理。《文匯》巧妙地利用了一批有名望有原則的作家的影響力,然后夾帶那些有明顯政治傾向的二流作家的文章,好像他們也得到了名作家的背書似的。1966年奧布萊恩在紐約的一次公開演講中,用特洛伊木馬比喻美國人偷偷打入了英國知識圈。奧布萊恩的評論成了一枚重磅炸彈,令喬塞爾森陣營一片大亂。他派出了拉斯基的同事格倫韋·里斯(Goronwy Rees)出來應戰,這位里斯曾是叛逃蘇聯的劍橋間諜蓋伊·伯吉斯的朋友,自己似乎也為蘇聯方面工作過,但后來變成了激進的冷戰斗士。里斯在《文匯》的定期專欄里說奧布萊恩的評論不值得被認真對待,然后各種人身攻擊冷嘲熱諷。奧布萊恩讀到后,決定以誹謗罪把《文匯》告上法庭。很快他就被警告,《文匯》擁有一份他在非洲當外交官時的黑材料,如果不撤銷起訴就公之于眾。奧布萊恩沒有退縮,決定去都柏林法庭起訴,這樣受倫敦影響的幾率較小。

     

    就在這時,事情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19673月,一份舊金山的揭黑小報刊發了CIA秘密行動的調查報告,很快《周六晚郵報》又刊發了前CIA特工托馬斯·布萊登的爆炸性回憶錄。這兩篇報道都印證了《文匯》和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由CIA資助的事實。4月的《紐約時報》系列報道更是將丑聞推向了巔峰。信用掃地的拉斯基與奧布萊恩求得庭外和解,在雜志上刊登了道歉聲明。此時終于得知真相的斯彭德和科莫德對美國同事大發雷霆,在編輯部掀起了一場內戰。科莫德沖進新老板塞西爾·金在《每日鏡報》的辦公室,說除非讓拉斯基滾蛋不然刊物沒臉繼續。金可沒有科莫德那么高的道德標準,他覺得拉斯基更有編輯天分。科莫德和斯彭德在《泰晤士報》上公開譴責欺騙行為,一批英國知識精英也跟著與《文匯》劃清界限。以賽亞·伯林雖然與兩邊都是朋友,但也公開表示,喬塞爾森和拉斯基隱瞞了《文匯》與CIA的關系,“陷體面人于不義”。

     

    除了文化策略遭遇重創之外,美國的整體外交政策因越戰被抨擊的體無完膚。《新政治家》趁熱打鐵刊發了美國記者安德魯·科普坎德的文章《CIA:巨大的腐蝕劑》。喬塞爾森珍視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也背上了惡名,他得出結論,該事業已無前途,辭去了領導職務。不久他得了中風,接下來的幾年中健康每況愈下。灰心喪氣的喬塞爾森去日內瓦養病,并且對自己效忠的國度產生了懷疑。水門事件發生后,他給尼古拉·納博科夫的信中寫道:“看看你我當年選擇的社會現在變成了什么鬼樣子。”

     

    1978年喬塞爾森去世,葬禮來賓寥寥。一位CIA官員問他的遺孀想怎樣安排接受榮譽勛章的儀式,她徑自走開了。雷蒙·阿隆等老朋友發來了誠意悼文,但沒有報刊以任何形式刊登他去世的消息。只有《文匯》發表了喬塞爾森去世前寫的俄國元帥巴克萊·德·托利的傳記節選,拉斯基在作者介紹一欄寫了一句話:“這是一位男子漢。”

     

    拉斯基以無比的韌性挺過了1967年的信譽危機,雖然被倫敦知識圈徹底排斥在外,他依然主編《文匯》直至1991年停刊(科莫德稱之為“半死不活”,斯彭德再也沒看過它一眼)。這期間刊物更換過許多贊助人,也雇用過不少聽話的英國編輯,它的聲譽雖跌至谷底,但內容卻很少沉悶無聊。它依舊堅持不懈地揭露蘇聯的“邪惡”,熱情吹捧里根和撒切爾這樣的冷戰將領。冷戰結束后《文匯》終于因為失去資助而停刊,成為它一向追捧的自由市場的犧牲品。最后兩期雜志全是昔日戰友撰稿人慶祝本刊為蘇聯崩潰所作的貢獻。《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當時的主編費迪南·芒特說:“拉斯基是一位先知,只不過在他生活的國度里毫無榮譽可言。”奧布萊恩則說他是“冷戰老千”。

     

    美國文藝批評家喬治·斯坦納是拉斯基的擁躉,他在研究《文匯》這一案例時下的判語是:水土不服(ill-met)。意志剛強的猶太人和優柔寡斷的盎格魯-薩克遜人之間的結合注定不會完滿。斯坦納興致勃勃地回憶了盛怒的科莫德沖進塞西爾·金的辦公室討說法時卻被金反嗆了一口:“難道你的錢就比別人要香?”當時科莫德在倫敦大學學院擔 任教授的講席是小報巨頭諾斯克利夫勛爵(Lord Northcliffe)捐助的,而金恰好又是諾斯克利夫的外甥。他當時甚至威脅了斯彭德和科莫德:“我擁有180份報紙,可別惹火我。”

     

    被蒙蔽多年的斯彭德更是怨念難消,《文匯》停刊后他接受采訪時說:“最讓人沒法接受的是,你發現自己的名字被用來欺騙公眾,那處境看上去就是一幫騙子和蠢貨在一起,騙子說他們之所以要保守一個可怕的秘密是為了不傷蠢貨的感情。”

     

    斯彭德離開《文匯》后,左思右想覺得唯一的報復方式是創辦一份與之叫板的刊物,卡爾·米勒、奧登、伯林、約翰·格羅斯都很支持這個想法,他們接洽了邁克爾·阿斯特、羅斯柴爾德夫人、艾倫·萊恩等巨賈,商討資助事宜。當時預估的啟動資金是五萬英鎊,發行量三萬份,單價五先令。《紐約書評》的羅伯特·西爾弗斯和杰森·愛潑斯坦都表示支持。他們在伯林的美國寓所里起草了新聞稿和計劃書,不過短期內并沒有付諸實施。多年后,卡爾·米勒在西爾弗斯的支持下創辦的《倫敦書評》正是這一想法的體現(從這點上看,不難理解它多年來對美國和以色列說客滿滿的惡意)。

     

     

     

    如今冷戰早已結束多年,當時西方共同的敵人蘇聯也早已解體。然而英國文人今天提起《文匯》,那道受騙的傷口仍在隱隱作痛。英國政客對美國亦步亦趨,而英國知識圈尤其是左翼則對美國恨之入骨,不論是作家還是電影導演,只要一有機會便對美國文化冷嘲熱諷或是激烈抨擊其內政外交,文藝作品中也時常出現詭詐的猶太知識分子形象。《文匯》也許為美國贏得文化冷戰出過力,但也制造了永遠不會寬恕美國的敵人——曾在熱戀中被背叛的英國知識人。

  • 責任編輯:齊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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